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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倡导者们以为自己正在引领一个广阔而崇高的新世界，一个自由、博爱和普遍幸福的时代。
然而以过去古老的传统标准来看，这些人回避了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
在当下的语境中，他们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和平的首要条件——道德与文化的应有位置。
令许多晚近的现代性信徒感到十分吊诡的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开化和进步的20世纪，同时也是最为野蛮和残忍的。
杀戮和毁灭几乎公然无视信仰的存在。
而在这之前，就已有不少尊重古老传统的思想家预测到这样的灾难，诸如18世纪英国的埃德蒙·伯克（1729-1797年），19世纪德国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年）以及20世纪早期美国的欧文·白璧德（1865-1933年）。
人类在现代性发展到极致时遭受的诸多苦难，可以从其极度的浅薄与自负——特别是从处理人类道德问题的失败中看出端倪。
显然，人类似乎并没有从错误中吸取多少教训。
那些为西方社会奠定基调之人仍在以与过去一样的方式来定义今天更好的生活。
在他们看来怎样才能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和平大局呢？要通过更多的启蒙开化、技术创新、贸易协定、政治一体化，更多公平、宽容、博爱，更加民主云云。
但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处方单漏掉了达成和平的一些基本需求。
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其他任何措施都将徒劳无功。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主持的一个系列讲演中便试图厘清维持个人、民族与文明之间和平关系的道德与文化前提[2]。
我曾指出，和平需要一种特殊的约束形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构造。
这首先就涉及人类意志的塑造问题。
我把生存于世的合理方式称为“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
（opolitanpatriotism）或“爱国的世界主义”
（patrioti），那些深深根植于自身文明的精华，尤其是吸收了道德传统之精华的人，能与他人既谦恭有礼又最富成效地相互交流。
和平之路并不是要把旧传统连根拔起，代之以一种声称是开明而同质的全球文化，而是社会和个人应当在最高的道德和文化层面上培养由自身历史演化而来的特性。
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为社会和世界的福祉做出最大贡献。
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似是而非，但事实上人类的共同基础端赖于相互之间的依存以及普遍性与历史多样性的统一，而和平共处的契机就是随着这一基础的提高而相应地不断增大的。
但是，各种强劲的趋时之势削弱了这种努力，对追求和平共识所构成的一个主要威胁与文学和艺术类学生息息相关。
人会任由自己的想象来逃避或搪塞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十分危险，而且时刻存在。
人总是习惯性地趋向于寻求满足自身欲望的捷径，尽量降低达成目标的难度。
在困难挡道时，我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自己的道德缺陷是我们获取幸福的拦路虎。
尤其对于性格软弱的人，想象会迎合并鼓励他们回避令人痛苦的自我反省和艰苦异常的自我革新的倾向。
想象力往往就是道德失责（moralirresponsibility）那既善于创造又奸诈狡猾的同谋。
在西方世界，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的哲学与想象或许最能体现对这种毫不费力的道德生活的曲意逢迎。
卢梭断然否定了古代西方的信仰，即人同时具有向善和向恶的可能，自己是自身最大的敌人。
他声称人性本善，通向更好生活的道路不是前人所云的那样要控制人向下的倾向来培养道德品质和责任感，而是要将人的自然性从内部和外部的约束中解放出来。
传统社会就是一座牢狱，必须摧毁之。
卢梭成了西方构想一个与已知历史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伟大先驱。
他游离于现实之外，认为当下黑暗难耐，而沉湎于想象中的田园诗般的过去或光辉灿烂的未来。
继卢梭之后的众多“理想主义者”
（idealists），继续向世人兜售改造世界的梦想图景。
我们不应把这个成问题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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