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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人文主义”
的乌托邦主义者，就更是多得不胜枚举了。
格莱斯顿论述过奥古斯特·孔德的人文主义，赫福德（Herford）教授论述过卢梭的人文主义，一般德国大众也都谈论过赫尔德的人文主义；然而孔德、卢梭与赫尔德这三个人却并不是人文主义者，而是人道主义热心人。
另一方面，某著名杂志所哀叹的哈佛“人道主义精神”
的泯灭，却无疑指的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丧失。
显然，我们不仅需要对人文主义进行有效的定义，也需要对与人文主义一词相关或容易混同的词语——人文的（humane）、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和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进行定义。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定义这些词，那么这就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得出另一个必要的定义，即大学[1]的定义。
要讨论文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任何大学能让文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令大学陷入这一困境的，与其说是那些声称是它敌人的人，不如说是那些自命为朋友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祈望就如同希腊英雄埃阿斯（Ajax）当时的祈望一样，即在光明中作战。
一
我们所要做的第一步追问工作，看来便是要回溯到拉丁词语humanus、humanitas那里去，因为目前要研究的那组词汇都源于这些拉丁词语。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大都可以在加斯顿·布西埃（M.GastonBoissier）最近关于humanitas一词含义出色研究中找到。
布西埃在论文中指出，humanitas一词最初是指罗马人的一种相对灵活的德行，后来这个词的使用日渐宽泛，结果在后期拉丁作家奥鲁斯·格琉斯（AulusGellius）那里，我们发现他已经开始抱怨这个词背离了自身真实的意义。
格琉斯说，humanitas被不正确地用来指称一种“泛滥的善行（promisevolence），即希腊人所谓的博爱（Philanthropy）”
，而实际上这个词意味着信条与纪律，它并不适用于芸芸大众，而只适合于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简言之，它的含义是贵族式的而非平民式的。
[2]
格琉斯所抱怨的那种混淆不仅本身就很有趣，而且它与我们今天要警惕的混淆情况也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相信格琉斯所说的话，那么罗马的衰败时期与我们当今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即两个时期都倾向于为同伴提供友爱，或曰利他主义——这是我们的说法——代替了大多数其他美德。
这就混淆了人文主义与博爱。
只不过我们的“博爱”
后来与“进步”
的观念——在古代我们只能找到这一观念最原始的开端——联系了起来，从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看得更为充分。
奥鲁斯·格琉斯所反对的，正是普遍的博爱和对个人的教导与规束二者之间的那种微妙差别。
在他那个时代，似乎需要两个词来分别描述这两种状况；在今天这当然也是有必要的。
一个人如果对全人类富有同情心、对全世界未来的进步充满信心，也亟欲为未来的进步这一伟大事业贡献力量，那么他就不应被称作人文主义者，而应被称作人道主义者，同时他所信奉的即是人道主义。
但目前的趋势却是把人文主义一词当作人道主义的一种简化和便利形式，于是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混淆。
人道主义几乎只看重学识的宽广和同情心的博大，比如诗人席勒说他将“敞怀拥抱千万人”
，并给予“全世界一个吻”
，这时他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
相形之下，人文主义者所关怀的对象更具选择性。
奥鲁斯·格琉斯是个多少有些意气用事的人，他几乎完全将同情排除在他的humanitas概念之外，并将该概念的意义限定在他所说的课程和规范（curaetdisa）之内。
他引经据典的对象是西塞罗，然而西塞罗似乎避免了任何与之类似的片面观点。
像他那样令人倾佩的人文主义者当然知道人们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同情，也不单单是纪律与选择，而是一种受过训练的、有选择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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