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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选择的同情将会导致优柔寡断，而缺乏同情的选择则只会导致冷酷倨傲。
相对于人道主义者而言，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完善，而不是全人类都得到提高那种伟大蓝图；虽然人文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同情，但他坚持同情必须用判断来加以制约和调节。
最近人们又做了几次定义人文主义的尝试，其中布吕那蒂尔（Bruière）被认为是脱离了自己的时代，然而他的定义却和我们当前的定义一样遭到了失败：他和我们一样，在人文主义这个词当中除了渊博的知识和丰沛的同情以外别无所见。
布吕那蒂尔认为自己已从泰伦斯那句著名的台词“我相信，只要是人的事没有一件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Humaninihilamealienumputo）中发现了关于人文主义一词的完整定义。
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爱之情，然而却无法定义什么是人文主义者，因为这其中完全缺失了选择的概念。
这句台词在剧中只是管他人闲事时所说的一个借口，对于那些好事的人道主义者来说，这倒是一句非常适合他们的座右铭。
那些人道主义者我们今天都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带着各种方案四处游走，试图改革几乎所有的事情——但唯独他们自己除外。
至于从文学方面来讲，我们不妨引用这句台词作为人们从柏拉图到星期天增刊无所不读的一个正当理由。
世界性的广博知识与充沛的同情本身是无法自足的，这些特质要想变得人文化就必须经过纪律与选择的调节和训练。
从这个角度讲，拉丁文litteroehumaniores是一个比英文“humaers”
更为恰当的术语，因为相对而言拉丁文更强调了选择的必要。
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
我们现代人——还有甚至是像布吕那蒂尔那样的过去时代的拥护者——都过分倾向于重视同情的因素。
从另一方面来讲，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古人们都倾向于为了选择而牺牲同情。
格琉斯反对把humanitas和那种“泛滥的善行”
混淆起来，但他却没有指出应将humanitas交付信条与纪律的管辖；这本身就可能完全是一种误导。
古代的人文主义在整体上具有强烈的贵族气质，它的同情是在今天看来非常狭隘的一个渠道中流淌的；对于那些未受过教导与规束的卑下者，它自然而然地会流露出轻蔑与倨傲。
的确，那种未加选择的普遍的同情，那种我们所谓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情谊，往往被看作是随着基督教的产生而出现的。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把爱与同情提升为至高无上的、能够满足一切的法则，并认为这法则不需要任何信条与纪律来加以补充——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这个时代即人道主义时代所特有的。
从历史上讲，基督徒往往倾向于把他们的同情心留给那些与他们自己有着相同信条和纪律的人，他们对自己同类的同情中往往夹杂着对异类的狂热憎恨。
事实上，基督教有很大一部分教义便是对选择大加强调——甚至认为上帝本身便是倾向于选择而不是同情，例如有“很多人受到召唤，而只有少数人中选”
（Manyarecalled，feware）一类说法。
我们可以肯定，对于当代那些大谈社会问题、把信仰降低到廉价住房问题这种层次上的人道主义者，诸如圣保罗、圣奥古斯汀、圣帕斯卡尔那样坚定的信徒一定会把他们看作是懦弱和堕落的人。
同情在人道主义那里的地位对于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来说极为重要，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重点讨论。
就目前而言，把现代所谓同情的民主式包容（demoess）与古代人文主义者的贵族式冷漠（aristocratiess）及其对粗鄙世俗的轻蔑（Odiprofanumvulgusetarceo）加以对照，这已经足够了。
这种冷漠和轻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身上有所反映，在某些方面并且表现得非常突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感觉自己在两个方面高于“芸芸众生”
，首先是凭着他的信条与纪律，其次是凭自身信条与纪律赖以传达的学术媒介。
这种傲慢的人文主义在弥尔顿的诗句中曾有所反映：
“我说的不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乌合之众，
那些游手好闲的**之徒，
他们像夏天的苍蝇一样自生自灭，
没有名分，也没有谁能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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