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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黑劳士随时暴动的威胁,斯巴达人犹如坐在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上,它的军队的确不大可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国家。
斯巴达国家和社会结构中的这个弱点,长期制约着它的对外政策。
斯巴达人古朴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公民们不与外界交往的情况下才能维持。
一旦与外界频繁接触,它的公民就可能“被腐蚀”
。
它所使用的铁币和拒绝使用贵金属,让斯巴达人无力长期在远离斯巴达的地区征战。
对斯巴达而言,它最根本的利益,是维护其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以确保它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然而作为希腊世界的头号军事强国,斯巴达人中确实不乏希望扩张自己势力的人物。
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的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希波战争后那些希望入侵雅典的年轻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吕桑德,以及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国王阿盖西劳斯等,就是扩张倾向的代表。
于是,斯巴达的对外政策,就在伯罗奔尼撒的小霸权和希腊世界的大霸权之间不断摇摆,难以稳定。
希波战争后,斯巴达人面对雅典的扩张,主动退出了对波斯的战争,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它在伯罗奔尼撒的势力,大体维持了它的霸权。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人取得了希腊的霸权,它内与伯罗奔尼撒的若干盟国冲突,不断出兵中、北希腊,外与波斯交战,让很多斯巴达人远离本土,结果是随着大批金钱流入斯巴达,斯巴达人对金钱的欲望似乎突然爆发,公民们迅速抛弃了他们过去苦行僧般的生活,转而以追求财富为时尚。
同时,斯巴达数量有限的公民,因维护霸权的需要,不断被抽调并且阵亡在战场之上,给国内外政策造成巨大压力,以至于纽克特拉一战,不过阵亡400名公民,却变成斯巴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然而,正因为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和有限的公民人数,却维持了数百年的强大和霸权,让希腊世界和后来的西方产生了一大批斯巴达崇拜者,创造了所谓斯巴达奇迹。
其核心内容,正是斯巴达仅凭区区几千人,却能长期执希腊世界牛耳。
为此提出的解释五花八门。
或曰斯巴达人因为莱库古创建了混合政体,保持了政治数百年的稳定;或曰斯巴达人英勇无畏,宁死不屈;或曰斯巴达人具有人类最高的美德,不贪图任何财富。
所有这些解释,也都能从斯巴达历史上寻求到某些例证。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已经提及,斯巴达人从莱库古以后到他们那个时代,大约400年时间内政体一直保持稳定。
希罗多德记载的温泉关战役,300人宁愿战死,以捍卫希腊的独立。
色诺芬已经提及,斯巴达人不得拥有贵金属,所有人都以微薄的食物为满足。
他创造的阿盖西劳斯的形象,更成为斯巴达人各种美德的代表:遵守法律,服从国家需要,日常生活节俭,对朋友慷慨,对敌人仁慈。
罗马时代的作家普鲁塔克成为斯巴达传统最大的创造者。
他的《莱库古传》和《道德论集》中的拉科尼亚格言,汇集了古代世界大部分关于斯巴达的传统,成为后世把斯巴达理想化最为重要的资源。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斯巴达一直被作为古代节制、禁欲、有纪律的共和国的典范。
然而,近代以来的研究,把斯巴达奇迹的方方面面基本解构。
所谓斯巴达政体稳定的传统,被不同机构之间的紧张和政策不稳定证伪;所谓斯巴达人不喜财富,一律平等的神话,被斯巴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公民队伍的瓦解证明为与事实相反;斯巴达人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因为战场上表现懦弱丧失公民权的例证,表明斯巴达人并不全是视死如归之辈,到更像伯里克利所说,是无知的勇敢。
那位被视为斯巴达人美德典范的阿盖西劳斯,却正是让斯巴达由强盛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
对内,他滥用国王权威,操纵政治和司法;对外,他因为个人原因肆意干涉其他城邦内政,致使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所有城邦的敌人。
在战场上,当其受雇于埃及法老时,竟然背信弃义地背叛雇主,造成了埃及独立的丧失和雇主的死亡。
与此同时,长期作为斯巴达对手的雅典,形象正日渐变得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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