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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则将城邦出现混乱的原因，既归于富人，批评他们不知道如何恰当行事，遏制自己的傲慢，同时也没有放过穷人和他们的领袖，因为他们的想法也不公正，亚里士多德曾经引用梭伦的诗歌抨击人民：“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每一个都想获得无穷的财富。”
[22]由此推断，则梭伦在第二段中所指责的那些贪婪地、对公私财产不加区别地偷窃的人，很可能就是平民和他们的领袖，也就是那些在他完成改革后，因“幻想狂妄而终于落空，于是对我激起怒火，瞪着眼睛看我，视我如仇”
[23]的普通人。
不管梭伦如此判断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社会危机是否正确，他将城邦的兴亡寄托于全体公民公正行事的主张，预示了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集体主义。
第三段重点讨论公民对正义的侵犯所引起的后果。
在梭伦的笔下，公民群体的不公正会造成恶劣的风俗（dusnomia），而不良秩序伤害的将是城邦本身。
不仅许多人会受到奴役，在锁链中被卖往国外，更严重的是，它会引发内战，许多青年丧命之外，城邦作为一个整体，将遭遇正义之神的惩罚。
这里梭伦显然借用了至少自荷马和赫西奥德以来，神灵的惩罚将及于整个城邦，城邦将因此毁灭的传统，甚至不排除从斯巴达那里得到了某些启发。
[24]梭伦所强调的，是一旦神灵的惩罚降临，则所有公民，无论贫富，都将遭受奴役，该段落末尾所描绘的“公共的灾难侵入所有人的家庭，庭院大门无力阻止，它会越过高高的院墙，即使藏身于房中最隐秘的角落，也会被它揪出”
的情景，无疑是公民群体悲惨处境的写照。
最后一段是梭伦对良好秩序得到实现后美好前景的描绘。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是梭伦仍把整个城邦作为呼吁对象，不涉及个人。
那是公民各个集团遵守良好的法律所带来的，体现的仍是城邦的集体主义。
二是梭伦所描绘的良好秩序图景，建基于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
它既是对赫西奥德等希腊传统思想的发展，也有他自己的创造：“对梭伦来说，优良秩序的善与恶都是人性的：神灵和自然在那里不存在，因为兴旺或者遭殃的是公民社会。”
[25]
梭伦把城邦的命运寄托于公民的作为和命运，并由此出发，进一步认为，既然城邦的灾难源自个体的傲慢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幸，个体的不幸，会在城邦内部引起纷争和冲突，纷争和冲突，则会把城邦引入混乱，那时，城邦将陷入无尽的灾难，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所有公民。
“对城邦任何成员的伤害，间接地，但同样确定地伤害了城邦所有的成员，因为尽管最初的不公仅仅及于一人或者少数人，但对共同幸福的最终果报将损害所有人的幸福，因此，任何人的冤屈，都是所有人的事情。”
[26]基于这种基本思想，梭伦对赫西奥德传统做出了重大改造。
在赫西奥德那里，他对自己兄弟帕尔修的重要劝告之一，是不要和那些主管诉讼、好收贿赂的巴赛列斯们来往，而应专注于自己的事务，以免家庭走向破产，妻儿老小被迫乞讨。
也就是说，采取的是疏离城邦政治的立场。
但对梭伦而言，事情正好相反。
既然对个人的伤害会影响到城邦所有公民，则“正义这种公共的需要，就是所有人的事情”
。
[27]城邦与公民是彻底的、无法分割的整体，城邦就是公民，公民就是城邦。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梭伦在改革中的某些做法，正体现了公民作为城邦主体的性质。
在城邦发生内部斗争时，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参与一方，否则将丧失公民权。
言下之意，既然公民不关心城邦的福利，则他已经自动丧失作为城邦一员的权利。
任何人都有代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给予任何人对官员裁决不满提起上诉的权利，应当出自同样的思想：对个人所受伤害应当救治，而救治的主体，应当是城邦的所有公民。
梭伦的这些基本看法，多少影响了他在改革中的行动。
他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治理，以公民全体为依托，保护个人不受伤害，进而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司法上诉权等渠道，把雅典公民变成雅典城邦和公民个人命运的掌握者。
三、梭伦改革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雅典执政官。
作为一个把雅典国家放在第一位、由平民和贵族共同推举的执政官，他的作为也受制于他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理想。
他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措施，是取消所有公私债务，禁止任何以人身为抵押的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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