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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之间的区别和一定程度的排外倾向，并且造就了各种形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这种文化观念的核心问题是：“他不仅要你尊重自己的文化，而且要你用一种脱离日常世界的超越性的方式来思考之。”
与此相反，赛义德认为文化是与日常世界紧紧联系的，“我发现我很难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文化——即，免疫于它的尘世关联。
反之，我将它看成是集中了多种多样的人为努力的场所”
。
因此，对于他要分析的小说等艺术作品，就有必要把它们看成是“殖民进程的一个明显的组成部分”
，而不能“忽略它们所在其中的社会的现实”
。
[43]从这个角度去看《鲁滨孙漂流记》，就不会把其中描写的欧洲人如何征服一个远离欧洲的荒岛并为自己建造领地的故事，单纯地看成是一个完全出自作家想象天性的英雄传奇。
所有这些艺术和学术形式与世俗的关联结构都可以概括在“叙事”
的性质之中，也就是说，叙事总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它不仅讲述生活，同时也传达生活中的各种观念。
叙事在赛义德的论述中因此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家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历史存在的方式。”
帝国实践的各种问题，都会在叙事中有所反映。
“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民族问题本身就是叙事问题。
叙事产生权力，也可阻止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这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二者之间的主要联系之一。”
[44]虽然赛义德把叙事主要定位在故事等讲述形式上面，但是“叙事”
一词也有着明显的抽象含义，这样才能把他所认为的“国家”
、“民族”
、“启蒙”
等问题同样作为叙事来谈论。
因此“叙事”
一词的核心含义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观念和论说体系，这样来看，叙事就成了一种对历史实践、对现实生活所进行的讲述、评论和指导。
因此，“叙事”
的概念仍多少带有福柯“话语”
的性质。
以这样的观念，赛义德得以提出当今文学艺术批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欠缺对艺术作品世俗性的关注，即外部批评的缺失。
“它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论述卡莱尔和拉斯金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他们的思想怎样同时提供了征服低等民族与殖民地的权力。”
一旦我们关注欧洲文学作品的外部批评，那么，与殖民历史相关联的部分就可得到清晰的揭示：“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无人觉察地维持了社会对向海外扩张的赞同。”
并且，赛义德认为，关注世俗性不是为了片面的指责，即使我们从文学批评本身的角度去看，这种关注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为例，了解它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它与真实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不会削弱它的艺术价值，反而使它的价值更加突出。
[45]
即使叙事的世俗性能够把作品与世界连接起来，但我们还是会面对许多似乎“无辜”
的作品，在其中我们仍旧很难直接对这种联系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把文化（这里主要以“叙事”
形式出现）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具体机制仍然是个问题。
赛义德于是提出了“态度与指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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