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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
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属下主体自觉的政治意识、从历史变革的生产方式叙事的角度，重新打捞属下阶层的历史、力量和声音。
由于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对精英文化的侵染以及精英阶层在事实上与帝国主义的同谋效果，在民族解放的历史叙事中，精英历史写作有效地擦抹了属下阶层的反抗。
并且与民族独立叙事所许诺的相反，属下阶层在民族独立之后仍旧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在后殖民景况中，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属下阶层，既不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精英，也不是第一世界的属下阶层。
[82]斯皮瓦克在总体上对属下研究小组“再现”
属下阶层历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支持。
但同时也对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救偏补弊，首先在“属下阶层”
的组成上，与葛兰西和“印度属下研究小组”
偏重农民群体不同，斯皮瓦克更加注重属下阶层在构成上的各种内在差异，尤其是其中的性别差异。
在她看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中，社会集团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位置和力量，她们始终处于无声的角落，成为“他者中的他者”
。
对属下研究小组来说，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男性属下主体，而女性属下在民族独立前后的生活和斗争则遭到了忽视。
并且，站在解构的立场，斯皮瓦克更加注重属下概念的情境化和灵活性，以随时包括那些可能遭到忽视的斗争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皮瓦克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做了更加细致的处理。
因此她并不是简单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思想，罗伯特·扬就明确地指出，斯皮瓦克是在修正的基础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狭义的阶级斗争模式，以适应其他形式的解放斗争，包括女性运动，农民斗争以及本土少数族的权力斗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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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斯皮瓦克也不完全赞同属下研究小组的研究方法，并且时刻警惕着他们在恢复属下历史和属下主体意识的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
从解构的角度看，设想一种纯然的主体和主体意识，或者恢复某种“真正的历史”
都只能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认知的失败”
（itivefailure）。
这些概念只具有本质主义的理论虚构的性质。
但问题是，一种自主的声音和力量的形成，都必然依赖这种自觉意识的发掘。
这种矛盾，斯皮瓦克并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她只是强调，对于那些我们不得不寓居其中的东西，首先要有警觉，同时树立策略的意识，在使用的同时，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抹擦，正如解构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擦除的时候仍需必要的保留其痕迹一样：差异和替补的链条必须永远地延迟下去。
而如何面向他者是解构理论中最具有肯定性、也最具有复杂性的方面。
积极地面对他者虽然具有这种肯定性，但在具体实践问题上，德里达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肯定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他者的经验只可能是一种对于“不可能性”
的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跟勒维纳斯的伦理学类似，德里达的解构伦理只能从批评主体自身对他者的“责任”
和“回应”
出发，达到对他者的承认和尊重。
但无论怎样，属下阶层作为沉默的他者本身并不具有回应批评主体的可能性。
因此，对属下声音的搜寻似乎只能是单向行为，或者说使属下阶层“发出声音”
的过程只可能由“非属下”
来进行，而这仍然是对属下的再现和占用过程，在这一点上，批评主体同殖民话语的再现一样，在位置上并不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和可能性。
那么，在这种困境面前，斯皮瓦克所谓的“合适的方式”
究竟是什么呢？
在斯皮瓦克讨论属下问题时，她继续沿袭了解构主义的批评力量，揭示既有的话语方式在再现过程中的普遍化和这种普遍化可能造成的压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解构对他者的一种肯定性的回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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