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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皮瓦克看来,福柯、德勒兹等相信“现实”
,相信属下阶层能够根据现实而自己发言,并成为知识分子力图找到的他者话语,[76]相信属下阶层的生存和意识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根源和欲望根源,这恰恰是包括德里达和福柯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者所反对的起源神话。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和德勒兹一不小心又恢复了帝国主义知识暴力所使用的公理模式,以一种貌似客观的真理来掩饰主观的充满利害关系的建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蹈覆辙的状况?假如我们回到前面所探讨的斯皮瓦克对解构的策略性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这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反对“再现”
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而对斯皮瓦克来说,解构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它承认自己不得不策略性的借用批判对象的资源。
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话语域内,这个必须充分考虑的资源就是“再现”
。
斯皮瓦克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为例,指出属下阶层之所以是属下阶层,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被别人建构(再现)。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德国“小农”
“不能说话”
,一个叫作“波拿巴”
的人才溜进来成为了他们的“代表”
,传统的观念使得小农迷信这个代表。
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对小农阶层的再现,并使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
而马克思没有从小农本身的“欲望”
中去寻求其阶级的同一性和集体认同,不是从小农本身的本质主义特点出发,而是从它与其他阶级形成的差异关系中去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
斯皮瓦克肯定了马克思这种立足于批评实践而不是本质化真理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正是一种策略性的“再现”
或者说策略性的“建构”
。
吉尔伯特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斯皮瓦克指出各种富有成效的虚拟的建构也出现在马克思、葛兰西和德里达的著作中。
[77]而福柯和德勒兹“把‘力比多经济’和欲望……与被压迫者(在社会化资本的压迫下)‘为自己说话’的实用政治相结合,在似乎对主体存疑最多的理论内部恢复了自主性主体的范畴。”
[78]
整体上讲,斯皮瓦克认为德勒兹和福柯都忽视了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问题。
在福柯和德勒兹否定再现,并把这种否定看成是一种“直率、透明”
的行为时,实际上潜在的掩盖了帝国主义知识暴力在殖民历史中曾经发生的作用:“德勒兹和福柯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化资本内部的知识分子,在挥舞着具体经验的大棒的同时,也能有助于巩固国际劳动分工”
。
[79]如吉尔伯特所说,福柯和德勒兹的“直率”
和“仁慈”
姿态表面上挑战了帝国主义时代对属下主体地位进行建构的历史,但实际上又延续了这一历史过程。
[80]
在知识暴力面前,属下是“不能说话”
的,他们“只能被别人再现”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因此“知识分子的结论不是要放弃再现”
,而是要从反对压制的角度“再现他们,分析他们”
,同时“为其他权力群体公开自己的位置。
再现与分析是为了让他们可见,能够被阅读,但不是为了使其对自己讲话,也肯定不是主张赋予她一个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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