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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不抵抗运动似乎赋予妇女某种特殊的地位,但它是建筑在对妇女的传统道德的肯定之上,因此它并不意味着对男权制度的否定。
甘地和尼赫鲁都很不愿意探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他们高举着传统的旗帜与外来势力抗衡,而这种传统,却是压迫妇女的传统。
在印度民族获得独立之后,妇女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她们被重新送回了家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甘地的非暴力策略就其依然认可男性对妇女的肉体和精神控制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文化上的暴力。
相比之下,卡特拉克认为另一位著名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法侬的暴力抵抗立场是更为可取的。
法侬说:“非殖民化总是一种暴力现象。”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对殖民地民族采用暴力,这里所谓的暴力是广义的,它包括物质、心理、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殖民地人民的非殖民化进程也必然要采取暴力的方式。
法侬认为,与物质的暴力相比,殖民者施用的更主要的是语言的、文化的、心理的暴力。
而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是语言的暴力,这是因为,正如非洲作家努济所说:“语言负载着文化,而文化主要通过论说和文化的方式负载着我们借以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观念。”
[3]殖民主义者施行的语言暴力,是与他们的英语教育政策相联系的。
在殖民地国家,英语和英国文学都被赋予了某种文化使命。
在这方面非洲民族受祸最烈,因为殖民主义入侵之前的非洲语言都是口头的而非书写的。
随着非洲语言被否定,非洲的文化、历史和文明也都被否定和抹杀了,殖民地民族的自我和身份也随之被一并抹杀。
因此,殖民地民族的暴力斗争,应当首先从语言抗暴开始。
从这一立场出发,卡特拉克评价了后殖民地女作家们对语言暴力的有力抵抗。
她指出,传统的本土口头语是妇女的专长,后殖民女作家在自己的文本中有意识地采用民族的口头的文学传统,这在根本上就是对欧洲话语形式,比如短篇故事、戏剧、长篇小说的修正。
她们根据民族的神话仪式来修改戏剧,根据口头传说来修改短篇小说,根据本民族的谚语、谜语、历史轶事来修正长篇小说,以致她们的作品,按照欧洲标准,都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
在这种新的语言和形式中,后殖民女作家描写了她们的生活,比如城市中卖**业的兴盛,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日益边缘化等,她们在作品中表现了新的内容,并以此来挑战给予她们双重压迫的男权制和殖民主义。
后殖民女作家对反抗男权和殖民主义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
一个加纳黑人女作家写道:“我完全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口头文学仅仅只是男人艺术天才发展的最初阶段。
对我来说,它本身就是目的。
我们并不总是必须写给读者,我们也可以写给听众,一切讲述的艺术都可以轻松地寻找回来,我们并未远离我们的传统。”
在她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中,她成功地运用了口头文学传统的资源和技巧。
在非洲,口头文学传统主要是由妇女来继承的。
卡特拉克用来作为例证的是牙买加一个称为“姐妹们”
的艺术团体,这个团体由12名女工组成,她们创作了大量戏剧和短篇小说。
在语言上,她们专门采用方言写作,这种方言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恶劣、粗鄙、庸俗”
的英语,有学者把这种语言称为“被淹没的语言”
(Submerged1anguage),但是它具有一种对殖民语言的颠覆作用,可以颠覆那种在殖民地中产阶级当中流行的正规、典范的所谓“牛津英语”
。
一个后殖民理论家把这种不正规的英语称作“民族语言”
,以便与所谓方言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常常带有贬意。
巴斯怀特把这种“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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