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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拉森这段话值得玩味，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这篇非洲小说是普遍的，因为它像一篇美国小说，换言之，美国小说就代表普遍性。
看来，加拿大学者的抱怨只有一半的道理，西方批评家绝口不提民族性，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民族性，而是因为在他们所谓的普遍性中，已经包含了自身的民族性。
在他们的话语中，美国、欧洲就是普遍性的同义词。
非洲著名小说家阿契贝愤怒地诘问道：为什么西方批评家不将美国小说家如厄普代克或菲力浦·罗斯小说中的人物改个非洲名字，看看他是否具有普遍性呢？这些批评家决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从不怀疑西方小说的普遍性，西方小说家似乎自动地就获得了这种普遍性。
当西方汉学家批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时，他们所说的“艺术结构的普遍原则”
，实际上仅仅是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规定的，具有“起、中、结”
三个部分，依线性次序展开的欧洲叙述模式，我们至多只能说它是“欧洲小说结构的普遍原则”
。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与之不同，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这些汉学家的指责中，我们又隐约发现了法侬所说的那种“善恶对立寓言”
。
西方小说是普遍的，是好的；中国和非洲小说缺乏这种普遍性，所以在艺术上是低劣的。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和阿契贝站在一起，当他说：“我宁愿看到‘普遍’这个词从关于非洲文学的讨论里完全消失，直到人们停止把它作为一个欧洲地域概念的狭隘自私的同义词使用，直到有一天它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整个世界。”
[20]
三
从讨论的范围来看，后殖民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全球文化体系中的第三世界问题。
尽管有的学者试图把北美、澳大利亚等国也纳入研究的视野，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因此有的批评者嘲笑后殖民理论家不过是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把早经第三世界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老调重弹。
这话并不是全无道理，例如上文谈到的殖民话语理论和老一代民族主义思想家反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张之间就有着某种相似，问题在于现在为什么又要老调重弹，为什么这种老调重弹或者说老调新弹竟然能够在第一世界的学术圈引起轩然大波呢？
答案最终仍然要从第三世界与全球文化体系的变化中去寻找。
在这方面，杰姆逊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可以给予我们某些启发。
杰姆逊把晚期资本主义又称为全球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它有如下一些特征：生产国际化的规模和趋势日趋扩大；为了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综合化的跨国公司和多国化的高技术企业；国际资本输出剧增，导致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等等。
这种跨国化生产和经营带来两个最重要的后果：一、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脱离了欧洲的母体，发展到真正全球的规模。
用一个西方学者的话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叙述将不再只是欧洲历史的叙述。
二、与这种前所未有的全球一体化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的区域化。
欧洲经济共同体、东南亚经合组织、北美贸易圈等，分别构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
这种经济区域化改变了传统以欧洲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
模式。
这两种趋势使欧洲逐步丧失了它曾经享有的世界中心的地位。
在国际经济重组的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停滞，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国家。
世界格局的变化使一些学者对旧的“第三世界”
的概念发生了疑问，这种疑问也表现在前述阿迈德的文章中。
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否应当根据的新历史条件予以修正，它是否应当被“后殖民”
这样的新术语所替代，这些都是后殖民理论家关心的问题。
经济的区域化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经济的崛起带来了文化认同、文化寻根的要求，因而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复兴。
近年来东亚国家儒学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根据韦伯的经典论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与清教伦理有关，其他宗教，包括中国的儒道两家，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
而新儒学的倡导者们却认为，儒家的伦理精神同样可以配合资本主义的成长，它能够有效地减轻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社会功能紊乱，抑制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们的依据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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