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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
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
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
——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鲁迅语）的“幼者本位”
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
的“长者本位”
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作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
这一“幼者本位”
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
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这里说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表明我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始点往五四时期前移了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
在这篇文章里，我有意不提杜威“儿童中心说”
，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
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意回避杜威“儿童中心说”
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关系。
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
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
与“儿童本位”
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还其固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放到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会更坚信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遵循了一条从“人的发现”
到“儿童的发现”
、从“人的文学”
到“儿童的文学”
的历史必然。
2009年，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新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周年之际，我特意以“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
为题，认真写道：
中国儿童文学比西方整整晚一个世纪，根本原因是中国到了19世纪才开始“发现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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