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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
，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
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
，“行不及言，可耻之甚”
。
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认为知就是为了行。
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
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
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
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
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
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
。
不仅要“常常行之”
，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功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
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
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
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
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微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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