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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
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
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
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
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
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
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
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
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翔实，不要“空说吉祥语”
。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日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日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日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日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日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
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士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
，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
张运兰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
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宋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跟鬼谷子学绝学：曾国藩越到晚年，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之为处世办事的铁则。
一般情况下，年轻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
随着阅历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
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轻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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