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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2000多年前的中国妇女是懂得一定的美学原理的。
类似《诗经》上的一些诗歌，直到唐朝还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写《缭绫》一诗可以做证，他在诗中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
有关此类衣服的传说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唐时驻广州的一位官员，某日接见一位阿拉伯商人。
商人老盯着看他的胸口，他问何故。
商人说：“你虽然穿了两件绸衣，我还能看到你胸口上的黑痣。”
商人说完，引得这位官员大笑。
官员说：“我穿的不是两件，而是五件。”
一说这，更使商人瞠目结舌。
好的丝绸源于好的蚕桑。
《齐民要术》一书总结了从西汉到北魏的蚕桑技术，其中提到了用压条法来栽培优良“黑鲁桑”
品种的方法。
这个时候，家蚕的品种也得到了改良，据说已能养“四眼二化蚕”
了。
正是由于栽桑、养蚕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才可能产出高质量的蚕丝。
有些丝织品通过切片投影和X射线衍射等方法鉴定，证实所用原料全是家蚕丝，因为丝纤维的纤度为0.96—1.48旦（每9000米长的单丝重一克为一旦）。
单丝显微实测截面面积为77—120平方微米，说明蚕丝极细。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当时长沙地区不仅桑叶质量有了提高，而且养蚕技术已大有改进，否则不可能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蚕丝。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服饰中，可以看到使用绒圈锦的地方不少，如丝锦袍的领子、袖口，以及衣带、香囊、镜衣底等都用了它。
这种绒圈锦的织造技术高级而复杂。
它的经丝用二色或三色，纬丝用单色。
经丝有四组，一组底经，两组地纹经和一组比较粗的绒圈经，底经与纬经组成锦面的底子，两组地纹经交叉进行，绒圈经则用作起绒。
如果织幅为50厘米，它的总经数就有8800—11200根之多。
东汉的王逸在《机妇赋》中曾详细描述了这一织造过程。
根据他的记述，后人知道提花机是在机后建一个三尺多高的花楼，机架前面多悬综面，增加脚踏，把地纹经和绒圈经加以排列组合，同类合并。
织花时要两三个人协作。
挽花工坐在花楼上，按设计好的纹样挽花提综，机台上的织工专门织纬，这种织法非常复杂，非有精湛的技术不可。
另有《西京杂记》上说，汉昭帝时，河北巨鹿有一位纺织专家陈宝光的妻子创造了织绫机，使用120镊，即一部机用120根经线，60天可织一匹花绫。
此种机每一线有一个脚踏的镊，共120个镊，其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当考古发掘人员将竹笥中的竽瑟、丝织品等一一提取后，又在同一个边箱中，发现了44篓泥半两钱（冥币）及泥“郢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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