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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
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
,那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
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
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
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原载于《每周评论》第31号,19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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