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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三讲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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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举上面这个例子，目的是在说明材料的重要。
以后我还要讲一点同类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
我们用敦煌石室的史料来重新撰写了禅宗的历史，可以说是考据禅宗最重要的一段。
这也是世界所公认的。
现在有法国的哲学家把我发现后印出来的书全部译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与我编的校看一次。
美国也有人专研究这一题目，并且也预备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
因为这些材料至少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使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得一个新的认识。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的重要。
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
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学、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
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倒霉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只能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它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它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它作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充它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退步。
所以傅先生在他这篇文章中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因为当时的顾亭林、阎百诗等大师能够开拓地用材料。
后来所以衰歇倒霉，也正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霉下去。
傅先生在那篇文章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条工作旨趣：
一、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的遗训。
要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
因为解决问题而更发生新问题；因为新问题的解决更要求更多的材料。
用材料来解决问题，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要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等在三百多年前的开拓精神。
二、始终扩张研究的材料，充分地扩张研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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