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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北伐还没有完成，北伐军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意见。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发表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
他说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
所以他计划要大规模地发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汉路，从安阳到易州这一带去发掘。
第二步，从洛阳一带去发掘；最后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走到中亚西亚去。
在傅先生那一篇并不很长的“工作旨趣”
里面，在北伐军革命事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做这样一个扩大材料的梦想。
而在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在全国学术机关内，可以说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
我虽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分子，却并不是在这里做广告。
我们的确可以说，他那时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国，亦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所应当惊异的。
我在民国十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方法与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内，后来又收在《胡适文选》里面。
我不必详细地讲它了。
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在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比较表，拿1600年到1675年，七十五年间的这一段历史，与东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间的历史相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学者做学问的工作，因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绩也有绝大的不同。
那时正是傅先生所谓顾亭林、阎百诗时代；在中国那时候做学问也走上了一条新的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
方法也严密了；站在证据上求证明。
像昨天所说的顾亭林要证明衣服的“服”
字古音读作“逼”
，找了160个证据。
阎百诗为《书经》这部中国重要的经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证明《书经》中所谓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
差不多伪古文里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来历。
这种科学的求证据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的方法。
这种方法与西洋的科学方法，是同样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个时期，1600年到1675年这一段时期，西洋做学问的人是怎么样呢？在十六世纪初年，荷兰有三个磨玻璃的工匠，他们玩弄磨好的镜子，把两片镜片叠起来，无意中发明了望远镜。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伽利略，便利用这一个原理，自出心裁地制造成一个当时欧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远镜。
从这个望远镜中发现了天空中许多新的东西。
同时在北方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
他对于五大行星当中火星的轨道，老是计算不出来，但是收集了很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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