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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活动，由此寄寓了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象征性和主体性地位之双关意
在古代中国，国家虽常被称为“父母之邦”
，但一般说来，象征和代表国家者仍为“君父”
。
将“母亲”
作为国家喻体的“祖国母亲”
说的流行，乃是“现代性的后果”
之一。
它受到英、美、法和苏俄等西方国家相关用法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受到外来民族欺压凌辱的民族命运所引发的情感想象息息相关［20］。
1925年3月，留学美国的诗人闻一多**撰写《七子之歌》的组诗，将澳门、香港和台湾等七地比作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
，通过对“母亲”
的一声声肝肠欲断的呼唤，表达出一种催人泪下的爱国深情，可以称得上是此类文学活动的最佳诠释。
关于女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克内则威在《情感的民族主义》中曾分析指出：
历史上有很多事例都证明民族主义一直明显地具有性别之分。
……我们明白，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秽的策略。
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
人们认为，女人“不仅是女人”
，还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
……在男人的话语中，女人们被表示为一个团体，充满了一些（想象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跟国家的特征很相像。
比如，我们习惯于说“祖国母亲”
或“故乡母亲”
，就是这一观点的两个例子。
［21］
此种情形也同样存在于近代中国［22］。
这就为以“她”
字来抒发对祖国和故乡的独特情感，以受辱受难来隐喻其多舛的命运创造了条件。
1934年5月，当诗人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以这样的方式来大量使用“她”
字时，就不能不引起受难中的国人强烈的情感共鸣。
诗中的“大堰河”
既是诗人艾青的保姆，又何尝不是其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和家乡故土命运的隐喻与象征！
实际上，在艾青的心灵深处，“大堰河”
正是一个养育恩、阶级爱和民族情汇聚而成的“母性”
统一体。
可以说，以女性及其标志符号“她”
来代表和象征现代民族国家——祖国，这一用法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妇女和性别观念发生改变的结果，又反过来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尊重妇女这一新时代的性别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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