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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造型”
的极为热闹的争论，让我想到西方早就有的一种观点，即中文的汉字结构不太适用于抽象思维，更有利于直观的形象思维。
换句话说，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表意文字的汉字，其含义多半已见之于文字符号。
表意文字本身往往就可以理解。
它的读音也许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变化，或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发音，但是就像阿拉伯数字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读音一样，其含义很多时候却是“一目了然”
的。
正是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它在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具有显著地位（汉字书法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早期研究中国思想和语言的西方学者已经热衷于这类话题，并以此分析所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当然，他们当时面对的还是文言文和古代汉语，其语言比较的结论是：西方的逻辑思维主要借助句法上的组合，而表意文字使中国人推崇类比思维。
中国古代哲人不擅长从抽象概念出发来进行演绎，而是喜欢用具体事例说明问题；他们不喜思辨，而以比照见长。
此乃具体的、形象的思维。
关于中国语言，西方早有不同的说法，上述观点只是其中一种，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种。
这种说法是否有理，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也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说清楚的。
但就“她”
字创生之初的不同观点以及围绕该字的字形而展开的激烈争辩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是向壁虚构，至少是笔者马上想到这类观点的一个缘由。
由“他”
字派生出的“她”
字，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此类汉字都告诉我们，思考已经进入文字，一切包含在字形之中。
每种语言都为思想和交流提供了基本模式，都有特定的规范，以调节思想和交流的程序。
人们在运用一种语言时，几乎无法摆脱其特定规范。
什么规范占据主导地位并融合于语言结构之中，这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别。
威廉·封·洪堡于1826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论中国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报告，分析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利弊。
尽管有些人会从“后现代”
、“后殖民”
的立场出发，对洪堡观点提出异议，但我还是要说，洪堡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锐利目光是不可否认的。
他的核心思想是，人的智力承担着用语言表述思想的职责，没有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还是对思想和语言做出了区分。
在他看来，人有两种智力活动，一种指向思想；一种指向语言。
毫无疑问，洪堡更赞赏西方主要语言的语法、逻辑性及其功能，而汉语（重复一遍：我们在此谈论的是文言文）因语法“缺席”
只能构造简单句式，无法写出复杂的从句，哲学思考中充满模糊性。
尽管洪堡注重的是书面语言的语法结构，但是他并不认为一种语言的形式架构越是复杂，功能肯定越大。
他也不排除汉语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存在于思想，一方面的缺失或许正是另一方面的优势。
鉴于汉语字形不变，句子的含义来自词义本身，词的组合和顺序以及上下文，洪堡认为汉语的语言结构能够促进人对概念排序、大胆组合的乐趣，更有利于语言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想，中国古诗的魅力很能说明这一点，当然并非仅此而已。
谁都知道，西方的认识论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文化，洪堡的思考也只是许多思考中的一种。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者在分析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时，并没有说汉语没有逻辑，也没有说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而是说哪种语言更便于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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