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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的诞生和传播，不仅是一种关系语法、词汇的语言变革，也涉及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并成为新的现代性别观念的重要载体，此外，它还是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主题书写的新的文学关键词，它的传播和早期社会化，不仅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曾激发国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乃至国家性质新的想象和认知，并在普遍用来代称祖国的过程中通过与传统“儿不嫌母丑”
的孝亲意识相结合，为现代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强化，提供了新的理性资源和情感动力，等等。
其中，现代性问题和跨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深刻地蕴含其中，从而赋予其丰富的“文化意义”
，并因此成为关注“多种文化因素之间及其与社会之间彼此关系形态”
的文化史研究之新的对象［10］。
揭示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史，的确是目前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
它有助于使社会史研究者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向度，避免简单僵硬的政治经济解释和缺乏灵智的结构分析，增强思想的穿透力和精神的感受力［11］；同时也可使文化史研究者尽可能免除空洞化和表面化。
比如，关于近代中国同乡观念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值得从文化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去进行开掘的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它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点。
在笔者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的课堂上，它已经被讨论多年了。
数年前，唐仕春在李长莉研究员的指导下曾完成《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的请托与受托——以广东会馆为中心》的硕士论文，相当成功。
该文虽是从社会史角度做的，但其关于北京的广东会馆在北洋时期新的环境下社会功能的生动揭示，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同乡观念作用于社会的新途径和新方式，读后深受启发。
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整个近代中国同乡观念及其演变，它所揭示的内涵当然仍是不完整的。
会馆之外，同乡观念还有其他载体，传播也还有其他渠道，作用方式还有其他种表现等等。
此外，它本身的构成问题，与时代其他观念的关系等内容，也还需要深入探讨。
笔者一直盼望能够见到这方面研究的高水准成果出现。
在进行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关注上层与下层的相互沟通和流动的历史，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
如果说，有人强调在本质上，“社会文化史”
应主要偏向所谓下层或大众文化的研究尚有其一定合理性，那么，“文化的社会史”
则应更关注上层精英意识和精英文化。
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
还是“文化的社会史”
研究取向，其实都应该是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
如果偏要强调下层研究的意义，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在目前下层社会和文化研究还十分不足的情况下的一种暂时的策略而已。
要进行包括两种取向在内的文化史研究，即使从策略上讲，现在更为迫切的，或者说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也仍该是那些直接以上下层文化沟通为目标的研究实践。
以笔者自己正在进行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
研究为例，它究竟是怎样由典型的精英观念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社会文化意识的？这个问题就极其重要，而笔者至今仍没有能力很好地完成它。
至于地域文化史和跨地域文化史的关系，应注重地域性的流动和整体性的渗透之互动研究，也可以作如是观。
［12］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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