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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认真阅读过拙著，能完整系统把握其宗旨者，均不难感知此点。
其实笔者所强调的，只不过是近代中国人作为语词创造和使用主体的现代性选择之主导作用罢了。
在本书中，笔者并没有把“现代性”
专门作“西方性”
和“中国性”
之界分，甚至没有在“现代性理论框架”
内，明确使用过与“西方性”
相对的“中国性”
概念，因为对于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文艺复兴后西方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性对中国的渗透和巨大影响，乃是常识。
拙著中所谓“社会历史文化的选择”
，归根到底，指的仍不过是当时作为主体的近代中国人的选择，这也是笔者择取“现代性”
视角来分析“她”
字问题的自然结果。
强调人的主体性功能，正是“现代性”
思维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之一。
在笔者看来，近代中国尽管国家的国际地位低下，但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毕竟还没有沦落到像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那样，完全丧失对于本国语言文字的自主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先行进入现代化的综合优势及其伴随侵略而来的“文化霸权”
，当然会产生影响，甚至会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但语言文字的具体变革，终究还是要经由中国人的自我选择和实践过滤，并与其主体自觉的“现代性诉求”
直接发生交涉之后，才能得以实现。
尤其是具体到第三人称代词这一远非现代性的核心概念符号——甚至在西方，它们与现代化过程亦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不管读者同意不同意上述观点，这些都的确是笔者的真实看法。
与此同时，笔者也并没有把“西方性”
与“现代性”
简单化截然分离或割裂，而只是不予等同看待、视为一物而已。
因为它们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实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比如，尽管现代性就整体而言，率先发生在西方，但在西方，有关男女性别第三人称的语文区分本身，却不是其现代化过程或现代性的直接产物，而是其内部很早以前就有的语言构造，只不过在民国时期“她”
字创生和社会化认同的过程中，被许多中国人赋予了一种“现代性”
意义而已。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带“西方性”
的东西，都当然具有“现代性”
；也并不是所有在西方原本不带有“现代性”
或与其基本无关的东西，都绝对不会被追求“现代性”
的中国人赋予“现代性”
，关键在于当时中国人的“现代性诉求和选择”
。
（见原书，第156～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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