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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文化史”
与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旧”
传统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以陈寅恪先生为例，他那“以诗证史”
的强烈趣味，他对于语言文字之历史内涵的格外看重，他晚年融心智、心态、语言文学和性别史于一炉的独特努力等，都与“新文化史”
的诸多表象不谋而合，只不过其表述方式较为“旧式”
而已。
在校对书稿的这些天，我一直在阅读陈先生80万字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除了不断体验其字里行间闪烁着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信念之外，我还强烈地感受到他那治史理念的大胆和新颖。
同时，但见满篇“河东君”
，却不见“她”
字踪影，也似乎使我找到了本书“引论”
部分自我设问的可能答案。
我仿佛听到先生晚年，面对“她”
字的“横行”
，由内心深处不断发出一种执拗的声音：我有不用“她”
字的理由，更有不用“她”
字的自由！
这与我的史学研究方法无关。
自然，由于受到自身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本书仍难免存在诸多缺陷乃至错误，有待同道去弥补与修正。
人文世界的博大与深邃，总是使得研究者感觉“贫困”
与敬畏；而“事后诸葛”
这一历史学者的社会职责，又不断激励着无数以此为业者勉为其难地去追寻，这种“困境生存”
，早已成为清醒的史家们难以摆脱的宿命。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这种清醒。
最后，我还要对完成这本小书给予过无私帮助的其他学者、朋友、老师和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之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我在各种注释中都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需要特别提到的还有方维规教授。
方兄是我多年的学术同道和朋友，此次惠予序言，给以鞭策，亦当鸣谢。
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和陈一鸣编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们不仅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还协助我重拍了那些独特的照片，这里也要一并致以谢忱。
黄兴涛
2009年7月25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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