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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展开以后,甲骨学研究完成了草创阶段向成熟阶段的飞跃。
在这一阶段期间内的甲骨书法艺术作品,基本上是由下述两部分人创作的。
第一部分是非甲骨学者。
1928年丁辅之出版了《商卜文字集联》;1937年出版了《观水游山集》。
1937年简琴斋也出版了《甲骨集古诗联》上编等。
因为他们对甲骨文所知甚少,所写的甲骨文书体已经基本失去锲刻刀意,他们几乎不用摹拟甲骨错落疏密之整齐规范,行列划一,笔笔精到,一丝不苟,是一种经过甲骨文改造的篆书,用笔均为方笔,而且集错的字也时有发现。
以上所述罗、章、王、简、丁、高诸氏的作品,在1969年,由严一萍先生汇为《集契汇编》一书,由台湾艺文书馆出版。
此外1974年台湾还出版了石叔明、林翰年编的《甲骨文与诗》,文字犹如刀削斧刻,用笔侧卧拖出,失去了甲骨文的韵味。
因为作者没有甲骨文的基本知识,不知道甲骨文书写的基本规律,也没有临摹过甲骨拓本,所以写出了和甲骨文相距甚远的甲骨书法。
第二部分是甲骨学家。
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不仅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对甲骨书法颇有研究。
他常在公余之暇,挥毫临习甲骨文刻辞。
据曾跟董作宾从事殷墟发掘、研究的石璋如先生回忆,董先生认为研究甲骨,摹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不能马虎,或当作消遣自娱,一定要认真对待。
他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勾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着摹写上面的卜辞。
董作宾这里使用的方法正是书法临摹中的勾填法。
尽管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准确地复制、记录甲骨文,但这样长期不懈地摹写,客观上使董作宾对甲骨文从纯粹的科学研究过渡、发展到艺术审美阶段,从而使他的甲骨文临摹上升到较高的艺术层面。
在他留下的甲骨文书法中,有不少就是对甲骨文的忠实临写,不仅在字形上,在布局上亦是,也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甲骨文书法在面目上很接近甲骨文原貌,起、收笔皆尖锐,无疑是在模拟甲骨锲刻状。
然而在董作宾书写的甲骨文楹联中,这种模拟锲刻的痕迹变得弱化了,代之以书写意味,如其所书“不教春雨侵人老,亦见东风使我知”
联,虽然字的收笔仍尖露成悬针状,但起笔调锋逆入,浑厚饱满,骨力内敛。
在笔法及结字上,可以看出董作宾吸收了金文书法的特点,故书写显的朴实、敦厚。
布局停匀大方,疏密得宜,在甲骨文的书写上,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据严一萍先生回忆介绍,董作宾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逝世时,用甲骨文字撰写了四百多字的长篇挽联。
其结体纵横开合,上下错落,浑厚劲削,绵里藏针。
董作宾从甲骨文拓片的临摹走出来,带着自己的个性与面貌,启迪着后人。
郭沫若作为甲骨文研究成果卓著的学者,其甲骨文书法却不多,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书法条幅。
1950年汪一庵为所集董作宾、汪一庵书法的《集契集》一书稿本作序,1960年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一期上。
1976年日本欧阳可亮据稿本重新书写,以欧阳可亮、董作宾、汪一庵三人名义由日本春秋书院出版《集契集》,全书共有对联182幅,诗91首,词77阙,令6首,共356篇。
董、汪原《集契集》稿本1978年10月由严一萍在艺文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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