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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砖瓦文字大多使用模印的方法制成，这一类文字都刻得较重，文字笔画粗壮，且呈现出上宽下窄的特征。
与铜器铭刻相似的是，砖瓦文字也是西汉时期大多以篆书和篆隶相混为主，至东汉才代之以成熟的汉隶，这与碑刻隶书的发展演变基本同步。
但与汉简和碑刻文字相比，铜器铭文与砖瓦文字皆非主流文字，但其艺术趣味因其载体的特点而独成风貌，其艺术借鉴价值很高，个性特点甚至超过主流的汉碑，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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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汉以后隶书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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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以后直至明末，隶书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没落期。
汉魏以后的书法，几乎是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天下，这三种书体迅速发展成熟，并实现了各自的辉煌。
隶书虽然还在沿用，但趣味已经逐渐趋向楷化，笔法结字逐步转向庸俗。
还值得一提的是唐隶，出现了徐浩、史惟则、韩择木等稍有成就的隶书书家，但格调已近俗。
唐玄宗也喜欢隶书，但描摹拿捏，更是每况愈下，已经至于俗不可耐。
之后直到清代金石考据学大盛，隶书才出现了真正的鼎盛局面，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石涛、金农、何绍基等一批隶书大家，这是汉隶之后又一个隶书艺术的高峰期。
清代书家继承了两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传统，也将汉隶宏阔、博大的审美气象继承下来，又将文人自身对天地自然的感悟以及人生的理解施之于笔墨当中，使充满金石气的汉隶多出几分文人气息。
清人隶书的最大成就便是既具备了汉隶的金石气息，也将庄重的汉隶写得笔趣盎然，书写意味的加强，使得汉隶这一古老书体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取得了全新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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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的《嵩阳观记》可谓唐隶的代表。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少师。
此碑刻于天宝三年（744），高9米，宽2.04米，厚1.03米。
《嵩阳观记》全称《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书写的是正文部分，计25行，行53字。
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碑阴刻有宋熙宁辛亥张琬等名家题名多处。
此碑刻以《曹全碑》为主格调，点画秀丽婉媚，结字中规入矩，章法规范齐整，基本还是篆书笔法，格调上还不算太低，尚有汉隶之余韵，是唐隶中的上乘之作，然起笔偶露尖刻，已是唐人作派，格调终非高古。
汉以后隶书的真正复兴是在清王朝建立之后。
从邓石如开始，清人的隶书开始直接取法汉隶，从而一洗唐以来隶书取法过低的颓势，涌现出一批隶书大家。
伊秉绶（1754—1816），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
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授刑部主事，员外郎，清嘉庆四年（1799）任惠州知府，嘉庆十年（1805）任扬州太守。
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乡人与担任过扬州太守的欧阳永叔、苏东坡相媲美。
伊秉绶出生于书香门第，能绘画，工各体书，楷书得颜真卿之精髓，行书在颜体基础上兼取碑版，自出机杼，颇得己心而风格明显。
当然，伊秉绶书法成就最高的还是隶书，在清代碑学复兴大潮中他的隶书处于最高峰的位置，其成就甚至可以和汉隶一争高低。
伊秉绶的隶书当然得益于汉碑，但他善于兼收并蓄，出人意料地将颜体楷书的精华融汇到隶书书写之中，形成了用笔沉着劲健，点画浑厚饱满，结字宽博充盈，气势雄浑博大的独特风格，达到了无古无今，匠心独具，空前绝后的高超境界。
具体而言，伊秉绶隶书笔法得益于篆籀，结字借鉴了颜体楷书，加之其天才的创造，终于登上了隶书艺术的巅峰。
其隶书圆润的笔画几乎没有粗细的变化，主笔线条也没有明显的波画，这种省去汉隶典型的一波三折的写法，形成了简约的艺术风格。
其章法安排则深受颜体书法的影响，笔笔撑开，字字铺满，四角填实，与颜体字和汉印文字丰盈饱满的审美取向高度一致，势大力沉，气象宏伟，大气磅礴。
伊秉绶深解中国的哲学精神，以简约朴素的笔墨，表达出最丰富深厚的美学内涵，达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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