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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第）五”
“弟（第）二十三”
等字样。
甘谷汉简的书法风格，因其时间已临近隶书形成的东汉晚期，内容为汉桓帝颁布天下的“诏书律令”
，章法规整，既别于《居延汉简》的篆意，又别于《敦煌汉简》的率意，更别于《武威汉简》的章草味，是东汉隶书的典型范本，与《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张迁碑》相近，两者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有清丽流畅、逸致翩翩的特点，但朴实雄健、端庄遒劲之趣却类似于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即169年）；而笔势放纵、不受拘束、姿态横溢、有意夸张撇捺的特点，又近似于晚其5年的《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即164年）。
这足以说明，东汉碑刻隶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简书的营养。
图6-12
就其书写风格而言，这批汉简，简文墨书，出自一人之手。
先编后写，索绳二编，留有空当，整齐划一，分为三段，隶书抄写，一枚两行，每枚60余字，第五枚多达74字。
（图6-12）字体为规范汉隶，行笔笔画由圆转变成方折，并演绎出骏发之波磔，结体由坚长变成横阔，产生俯仰之势，但又独具风格。
在用笔上，改变了秦篆匀速圆转的线条，行笔有迟速缓急之变化，左磔右波，轻重顿挫，起笔藏锋逆入，形成蚕头，收笔藏露兼之，托出独特的雁尾或掠脚，形成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笔势。
如其中的“元”
字，末笔笔画在竖弯处，就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姿婉态妙，势刚力柔，藏头护尾，兴味绵长。
捺画的夸张，既是意兴，又是匠心，这是甘谷汉简用笔上的一大特征；在结构上，一改秦篆竖长之形，将舒展、劲健、质朴的点画组成扁横结构，给人以宽绰开阔、严谨豪放的美感。
同时，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欹正、方圆、争让、动静等矛盾相互变化，互为依存，给人以和谐、自然、统一、平衡的韵律感。
在章法上，每枚书写两行，纵贯行气，横画齐平，每行各有气势，相互照应，右行字形小处，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横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真乃布白比汉印、章法启行草，其风采神韵为其它简牍所少见。
2.两汉碑刻书法
两汉碑刻隶书，是隶书艺术的最高成就，所谓汉隶，主要便是指汉代碑刻隶书。
同时，汉代碑刻隶书也是今文字书法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此期碑刻，现今尚有200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留拓本。
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多数还没形成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
刻工时用单刀冲刻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精美华丽的作品几乎没有出现。
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很少用界格的东汉碑刻不同。
《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比较典型的界格西汉刻石隶书。
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出艺术的光彩。
东汉碑刻至今还存100多种，大多集中在山东，尤以曲阜孔庙里的碑刻群最令人注目。
又大多为桓、灵两帝时所立，书风各具特色、灿然可观，被世人奉为隶书之极则。
就两汉隶书碑刻的风格而言，历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如朱彝尊把汉碑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类；王澍则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则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这些分法各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
结合上述观点，我们大致可将汉代隶书风格划分为三类：
一、方拙朴茂，峻爽凌厉类。
这类汉碑有《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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