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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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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
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
构想[1]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童庆炳在每一时期的节点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
如今，这些思考已凝结成五种学说（分别是“文学审美特征说”
“文学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说”
“文学活动‘二中介’说”
“文体三层面说”
“历史人文张力说”
[2]），并已内化到中国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生成机制与体系建构中，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
世纪之交时，童庆炳又开拓了新的思考空间，他鲜明地亮出了“文化诗学”
的旗帜，并开始了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
尽管这一工作还处在“现在进行时”
当中，但是通过他近年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系列论文，[3]“文化诗学”
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得到了学界的赞誉。
于是，深入思考童庆炳的“文化诗学”
构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化诗学”
提出的现实语境
为了对童庆炳的“文化诗学”
构想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有必要看看西方人是如何在“文化诗学”
的层面上进行思考的。
众所周知，“文化诗学”
的概念并非中国人的发明。
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教授斯蒂芬·葛林伯雷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次题为《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oeticsofCulture）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葛林伯雷提出了“文化诗学”
（thepoeticsofculture）的概念，其意图一方面在于对他本人早些时候（1982年）提出的“新历史主义”
口号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一方面也试图以“文化诗学”
进一步明确其“新历史主义”
主张的理论内涵。
在葛林伯雷及其追随者看来，“文化诗学”
主要是要吸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大胆跨越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的学科界线，企图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
因此，在“文化诗学”
的话语批评实践中，它更注重历史文本化和文本历史化的操作原则，更看重文本的无限度的扩张，更欣赏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的“同谋”
关系。
国内学者王岳川认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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