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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个重要特征:“跨学科研究”
性、文化的政治学、历史意识形态性，[4]这种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现在看来，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的战略主张，一方面对美国当年“风韵犹存”
的新批评和“风华正茂”
的解构主义思潮构成了一种挑战，一方面又得到了美国当代一些理论大家（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响应，所以一时间成了气候。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研究”
的浩大声势，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很快就被“文化研究”
这条“大鱼”
给吃掉了。
如今，“文化诗学”
似乎已成为“文化研究”
这架机器中的齿轮与螺丝钉，对于以文本扩张和跨学科研究为己任的“文化诗学”
来说，被“文化研究”
所吞没似乎也是其必然的归宿。
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演变中，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的提出有其逻辑合理性，而被“文化研究”
所包容或吞没，并成为“文化研究”
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又意味着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么，为什么当美国的“文化诗学”
寿终正寝之后，童庆炳却反而亮出“文化诗学”
的大旗呢?他的“文化诗学”
理论与美国的“文化诗学”
有没有联系?他又是在一种怎样的现实语境、学术语境和自身的研究语境中提出这一问题的?带着这样一些问题，让我们走进童庆炳的“文化诗学”
理论。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一直不是特别明确，这固然是因为文学理论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必须通过文学作品本身与现实对话，于是总是与现实隔着一层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形成这种局面的另一层原因，这就是文学理论家常常沉浸在自己那个封闭的天地中，而逐渐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兴趣和能力。
尤其是20年代初期，退回书斋，潜心学问似乎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而一些学者也试图为知识分子的这种选择进行辩护和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陈平原指出:“我也承认，在20世纪中国，谈论‘为学术而学术’近乎奢侈，可‘难得’并非不可能不可取。
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
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
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里的纯粹书生的选择。”
[5]现在看来，尽管这种辩护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却是把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加上了括号。
于是，远离现实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某种时髦，而且，似乎谁离现实越远，谁的学术研究就会变得越纯粹越圣洁。
正是在这场静悄悄的集体后撤行动中，文学理论开始关心语言学、叙述学等问题。
毫无疑问，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理论似乎后撤得更加坚决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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