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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巴人的文学人情论,从对文艺与生活的感受切入,然后提升到马克思的“人的异化”
理论的视野,得出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写人情,就是要摆脱自我异化,回复人类的本性,因此无产阶级的文艺展现人类的本性,写人情、写人性是理所当然的。
此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在中国有人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出发,对文学的人性基础做出这样明确无误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正是巴人接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是“十七年”
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大收获。
后来关于文学与人性的许多讨论,包括周扬在新时期论述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就立论的核心点看,并没有超越巴人。
与巴人相呼应的还有王淑明,他在《新港》1957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论人性与人情》一文。
他在肯定人具有阶级性的同时,认为这“并不排斥人类在一些基本感情上,仍然具有‘共同的相通的东西’”
。
“如果不承认人性也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也会低估这无产阶级在为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斗争的实际伟大的意义。”
王淑明论述的精彩之处是把人性的存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就是“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
。
他的这一论述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复归”
的观点不谋而合的。
与巴人相呼应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钱谷融,1957年5月他在上海的《文学月刊》发表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
,对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中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
的观点,提出商榷。
他把人的问题引入对文学问题的解释之中。
钱谷融提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和文学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
他回答说:“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
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
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
所以,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
[13]在教条主义弥漫文坛的时候,钱谷融的以“人”
为中心的文学观念,是十分难得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心命题就是“人”
。
人的异化,人的劳动的异化,都是把人变成非人。
因此,马克思呼唤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提出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
当时尽管何思敬的译本《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由人民出版社发行[14],可是流通影响并不广泛,几乎很少引起人的注意。
但钱谷融先生从生活和文学中感悟到的要“抓住人”
,以及“人是生活的主人”
的思想,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不正相似吗!
但是,1956年和1957年的上半年的“早春天气”
只是短暂的、非主导的插曲,秦兆阳、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的论点,不但受到批判,而且很快就遭到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
运动沉重的打击,秦兆阳、钱谷融、巴人等无一例外地遭到清算,有的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其后被划为右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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