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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
……”
[7]所以，历史是一位伟大的法官，在历史语境的变迁下，往往是真理变谬误，谬误变真理，时尚的变得不时尚，不时尚的变得时尚……正因为如此，列宁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程度来把握，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8]。
所以，在历史的联系中去把握对象，不是一般要求，而是“绝对要求”
。
我们所提出的“历史语境”
，有一个思想灵魂，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观。
离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伟大“历史感”
“历史性”
和“历史发展观”
这一点来理解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语境。
有人要问，你这里讲的历史语境和以前常说的“历史背景”
是不是一样的?我的回答是，它们是有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
所谓两者有联系，是说无论“历史背景”
和“历史语境”
都力图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
所谓两者又是不同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历史背景”
是“一般”
的话，那么“历史语境”
则是“特殊”
了。
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哪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处于哪个历史时期，哪个历史时期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段历史与这段文学大体上有什么关系等。
这样，历史背景往往无法确切回答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历史语境”
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
一般性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进一步深入到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具体的机遇、遭际、事件、时间、地点和情景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情调的抒情或某个场景的艺术描写的历史肌理里面去，这就是特殊联系了。
换言之，一般的历史背景，无法准确地说明文学的实际，只有更具体的更特殊的历史语境，才能真实地确切说明文学的实际。
进一步说，“历史背景”
只讲外在的形势，而“历史语境”
则除了要讲外在的形势之外，还要把作家、作品产生的文化状态和情景语境都摆进去。
一些评论家只是从外在的历史形势背景来评价作品，做出的解释和结论是一般的浮浅的，说不到要点上，而若作家自己来谈自己的作品，他必定会把自己写作品时候的文化和具体情境摆进去，把“我”
摆进去，所得出的解释和结论就不一样。
郭沫若于1959年写历史剧《蔡文姬》，该剧演出后，评论家的评论焦点都集中于曹操这个人物身上，说:这是“为曹操翻案”
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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