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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现身说法”
“昙花一现”
“盲人摸象”
“独具只眼”
“看破红尘”
“落叶归根”
“解铃还须系铃人”
等，都是佛家语、禅宗语，它们是佛家、禅宗文化的产物，受佛家思想和禅宗文化的制约，但同时又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整个精神文化。
禅与诗的关系，李壮鹰老师有着很精辟的见解，大家可以看他的著作《禅与诗》。
他一方面看到了诗与禅的隔阂，又看到了禅与诗的共同点。
例如，他在书中曾说:“唐禅僧孚上座有一首诗:‘忆得当年未悟时，一声画角一声悲。
如今枕上无闲梦，大小《梅花》一任吹。
’闻声而悲是未悟道的表现，而悟道之后，任凭各种《梅花曲》（悲歌）在耳边吹奏，也绝不会动情。”
[37]李老师分析得很好，说明禅宗的诗的语言，不是感情语言，是一种不动情的语言，但正是这种诗歌语言文本给中国诗歌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
（二）文学语言文本语境的建构与文化意义的发现
大家听了我前面这种把一些诗句、词句与儒道释的文化所做的类比，一定要感到失望，觉得这样做不是太肤浅了吗?而且，像“山”
“水”
“自然”
“桃花”
等许多词语，不但倾向道家文化的诗人可以用，就是倾向儒家思想的诗人的笔下也常出现这些词语。
显然，如果仅仅做这样的类比的确是肤浅的，但从一些词语与诗句上面也很难区别儒道释不同的文化。
简单的类比并不是“文化诗学”
的方法。
文化诗学的方法是语境化的方法。
在文学语言的文本中，语境对于一个句子、一个篇章文本意义的发现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任何语言文本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共时的和历时的文化文本的对话关系中，离开对话的语境根本不可能揭示语言文本的文化意义。
巴赫金说:“一个语言文本只是在于其他文本（语境）的交往中才有生命。
只有在诸文本的这个交会点上，才会出现闪光，照亮来路与去路，引导文本走向对话。”
关于这一点，我想詹姆逊所主张的“文化文本”
（culturaltext）也许能给我们些许启发。
詹姆逊在他的《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认为“社会和政治的文化文本与非社会和非政治的文化文本之间那种实用的运作区分变得比错误还要糟糕:即是说，它已成为当代生活的物化和私有化的症状和强化”
[38]，“从当下的观点看，对文本进行内在分析、拆解或消解文本的组成部分、描述文本的功能和功能障碍，这个理想不等于整个废除一切阐释活动，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更充分的、内在的或反超验的阐释模式”
[39]。
他还认为:“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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