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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隐秀”
论为晚唐时期“意境”
理论的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到了唐代的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和司空图时，这个抒情诗学的范畴已经确立。
相传是王昌龄所作的《诗格》中说:
诗有三境。
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而绝秀者，神之于心，出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境”
不是客观存在的景物，是诗人作家想象中的境，换言之，是说诗人想象时所设定的景物的范围，及其达到的一定的境界，物境是物之境，仅得其形似;情境是情之境，已深得其情;意境是意之境，在形似、情深之外，还得其真切，似乎身处景物之中。
唐代文学论家皎然在《诗式》中提出“取境”
说:
夫诗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首便高。
取境偏逸，则举体便逸。
皎然的贡献在于他说明了境的问题是抒情文学创作中的构思问题，而且关系到作品的整体风貌。
构思中取境高或逸，那么创作出来的文学整体艺术形象也就高或逸。
至刘禹锡则将境和象作了区分，他说:
境生于象外。
[18]
这就是说，境不是客观的物象，也不是作品中描写的具体的景物，而是由诗人作家观物所悟并表现于抒情作品中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
司空图则对此作了更具体的描绘。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19]
这就是说，意境就像蓝田出产的美玉，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远远可以看见那似烟一般飘动的闪光，但却不能放到眼前观看。
因此这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用语言是说不出来的。
境的这种非具象性和不可言说性，只能诉诸人的感受的性质，说明“境”
作为一个文论范畴已经成熟。
以“境界”
“意境”
批评抒情文学，成为一种时尚，宋人蔡梦弼《草堂诗话》有相关记载。
横浦张子韶《心传录》曰:读子美“野色更无山隔断，山光直与水相通”
，已而叹曰:子美此诗，非特为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彻处，往往境界皆如此。
就是说，境界不是诗里直接用语言所写的山光野色，而是诗人作家由此山光野色得到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悟。
因此，抒情诗人可以面对同一景色，但各人的感悟不同，所写的境界也就不同了。
晚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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