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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悖论，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矛盾，如“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悖论。
但布鲁克斯认为一切诗歌都要用悖论语言来修辞。
他在文章中特别引了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序言》（第二版）中的话，诗人通常“从普通的生活场景中选取事物和场景”
，但是他的处理方式是使“普通事物，以其非常的状态呈现于头脑中。”
他又引柯勒律治的话:诗人“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
[15]。
布鲁克斯引英国这两位诗人的理论，意在说明他所说的“悖论语言”
，实际上也是指诗人所写的可能是日常的普通的事物，可艺术处理（包括文学修辞）则能给读者带来“惊奇”
。
例如，《诗经》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在这里，用王夫之的话来分析“以乐景写哀，用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
[16]实际上，哀情用乐景并置，乐情用哀景并置，这就是诗的矛盾，引起读者的惊奇，也就是布鲁克斯的“悖论语言”
了。
新批评流派所提出的“含混”
“张力”
“悖论”
“反讽”
等概念，广泛用于对文本的分析，可以说是典型的文学修辞批评理论。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批评中也含有丰富的文学修辞批评理论。
应该看到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的文学修辞批评，被称为“本体批评”
，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还从来没有批评家像他们这样执着于文学修辞批评，走进文学文本的内部，他们把文学中的语言解读得如此细致，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他们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他们走到了一个极端，认为文学就是与社会历史文化隔绝的单纯的文学修辞技巧，把社会历史文化置于文学之外，这又不能不说是很片面的理论，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什克洛夫斯基所举的例子，认为文学仅仅是纺织厂里面棉纱的支数和纺织的方法，与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无关，与托拉斯的政策无关等，这是难于令人同意的。
纺织厂作为棉纺织业的一部分，当然要考虑订单和行情、数量与质量等，你只顾你的纺织厂内部的棉纱的支数和纺织的方法，完全不理睬原材料、产品的样式、产品出售的情况、产品的行情……最终你经营的纺织厂岂不要倒闭?因此，对于其观点，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诚如北京大学专门从事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申丹教授所说:“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
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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