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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本体论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基本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从而主张作品“细读法”
，他们把每一个词、每一句都放到放大镜下面加以考察，揭示词语和句子的本义、引申义、联想义、暗含义等。
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阐释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微妙关系，直至揭示全篇的语言秩序的整体结构。
燕卜荪提出了“含混”
（ambiguity）概念。
他认为文学作品中言语所表达的意义常常是多义的、不确定的。
读者面对诗中的一段话，在追究意义时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
这就是燕卜荪所理解的含混。
燕卜荪写了《七种类型的含混》一书，把文学作品的含混分为七种，即参照系的含混、所指含混、意味含混、意图含混、过渡式含混、矛盾式含混和意义含混。
例如，所谓的“意味含混”
，燕卜荪的说明是这样的:“当所说的内容有效地指涉好几种不同的话题、好几种话语体系、好几种判断模式或情感模式时，第三种含混就产生了。”
燕卜荪举了弥尔顿如下的诗句:
那美丽而奸佞的妖怪，给我设下了高明的圈套。
这里所说的是一位陷害丈夫的妻子。
英文“specious”
一词，既有美丽的意思，又有奸佞的意思;“aplished”
一词既指她对人阿谀奉承，又指她陷害丈夫的阴谋得逞。
一个词却能把两种意思纳入其中，这不但没有让意思受到损害，而且还给人增添趣味。
这就“意味含混”
。
这种用语上的巧妙，明显具有文学修辞意味。
艾伦·泰特提出了“张力”
（tension）说，他在1937年发表了《论诗的张力》一文。
他认为诗歌语言也像形式逻辑那样包含外延与内涵。
外延是指词的本义，也就是指称意义，内涵则指词的引申义，包括众多的联想意义和暗示意义。
在外延与内涵之间，在指称意义和引申意义之间，即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着张力结构。
泰特的主张是诗歌既要依重内涵，又要依重外延，形成外延意义和内含意义的统一体。
比如，李商隐最有名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从外延意义上说是很明确的，“相见时难”
句指他与某人见时难别时亦难，“东风无力”
句则是说春光消逝，百花凋零，难以挽回。
但内涵意义则可能很丰富。
首先是他苦苦要见的人是谁呢?是一位女子?是一位朋友?还是一位官员?在这里都不确定，因此可以做许多种联想和暗示，解读出许多种联想意义和暗示意义，总之它的内涵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布鲁克斯于1947年发表论文《悖论语言》，通过对华兹华斯的《西敏寺桥上作》一诗的分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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