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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在他的论著中就指出:“认为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成修辞。
隐喻有多种多样，而所有的隐喻似乎都不足以说明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如下关系:交互作用、交流、交换和**。
……我不想费心寻找另一个隐喻，而提议用修辞作为这个缩写。
即是说，在本书中，当我谈论作为修辞的叙事时，或谈论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一种修辞关系时，我指的是写作和阅读这一复杂和多面的过程，要求我们的认知、情感、欲望、希望、价值和信仰全部参与的过程”
[36]。
从詹姆斯·费伦的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本分析的建构中，叙事学作为一种修辞，显然是与社会文化相结合，共同传达着叙事文本中所蕴含的辽阔的文本旨趣。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在六朝时期发现了汉语的四声，如果不是汉字的对称均衡所形成的对偶，如果没有齐代的永明体，唐代的诗人能够运用这些文学修辞因素而最终形成具有严格格律化的近体律诗吗?唐代近体律诗的形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事件。
因为唐代诗歌的许多名篇佳作，不是绝句，就是律诗。
唐代以降，绝句、律诗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品种，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宋代的词，元代的曲，也是平仄相对，也是对偶工整，是律诗的变体，其中平仄声韵和对偶规则的文学修辞是“使情成体”
的关键因素。
不但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许多瑰宝，都与平仄、押韵、对偶和用典的文学修辞密切相关。
如章回小说中的开场诗，甚至章回中的内容，都由平仄、押韵、对偶构成。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就是贾政要试试贾宝玉的才情，要给大观园内各处题匾额，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结合各处景致，题贴切的、雅致的对子。
所以这一回若没有了题对子的文学修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而贾宝玉所提的对子，无论“述古”
，还是编新，都把大观园的美丽景致画龙点睛地凸显出来了。
假如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小说的对话中去，我们就会发现，连贾宝玉等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对偶式的、平仄式的。
如贾宝玉不同意其父亲和众门客对“稻香村”
的称赞便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怎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
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
贾宝玉此时并不是在题对子，而是在说话。
但所说的话中，处于古人思维方面的训练，也有许多信口而出的“对子”
，如:“远无邻村，近不负郭”
“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
“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
“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
“非其地强其为地，非其山强其为山”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这些话语中，不但两两对称，而且平仄相间，对偶、平仄等文学修辞构成了文学人物的生活本身。
由此可以体悟到我们的古人喜好对称、平衡的思维方式了。
散文中的排比句，更是对偶施展的天地。
还有各种场合、场景中的联句，平仄、押韵、对偶、用典等成为必用的文学修辞。
在中华大地上，没有一个喜庆节日不贴对联，没有一处景点不挂对联，没有一个书法家不写对联，……正是对联给中国人的生活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气息、韵调和色泽。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修辞构成了文学的基础，也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特征。
由此可见，文学修辞的确是有对象性的，它雕刻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营造了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气息的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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