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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断变化，新的话语新的景物随时都可能涌现出来，如果诗人沉潜于生活中，怎么会把话说完了，怎么会把景写完了?“夺胎”
与“换骨”
的路径是用典。
“换骨”
，就是看前人佳作中的诗意，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即意同语异;“夺胎”
，则是点窜前人的诗句和诗意，改为自己的作品。
这种作诗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用典来拼凑成篇。
用典成为主要的方法。
在南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与南宋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
他们更看重书本，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
如他们推重杜甫和韩愈，这当然是他们的自由。
问题是你推重杜甫和韩愈诗篇中的什么呢?是杜甫和韩愈那种博大精深的精神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呢，还是别的什么?实际上，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
例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为什么不可以从杜甫、韩愈那里来学习他们是如何面对现实的呢?问题是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
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
这样，黄庭坚把自己的观点“投射”
到杜甫和韩愈身上，他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他曾说:“自作语最难。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答洪驹父书》）看来南宋黄庭坚一派人提倡的风气就是读书，搜集陈言，而不主张面对生活、体验生活，从生活去发现新的话语、新的景物。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声律、对偶和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
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二、社会文化得益于文学修辞
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之间是互动互构的。
文学修辞根源于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反过来也得益于文学修辞。
在文学发展历史上，没有一种文学是纯粹地孤立地玩弄文学修辞的。
文学修辞永远有它的对象性和目的性。
文学修辞属于艺术技巧的范围，它本身对于文学并没有意义和价值，例如，汉语四声及其所构成的平仄本身，只是反映了汉语的部分特点，只有当文学家艺术地运用它的时候，它才会有意义和价值。
所以文学修辞只有在雕塑对象的时候，积极地成为构成对象的力量的时候，在对象中实现出来的时候，它的功能才充分显现出来。
文学修辞的根源在社会文化中，但它又反过来积极地参与对社会文化的构建。
社会文化也因此得益于文学修辞。
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这种互动、互构关系在中西方都有很好的例证。
在西方学者眼中，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就被认为是一种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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