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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六朝盛行佛教文化的影响。
虽然最古老的诗歌中也有平仄相对的，但那是不自觉的，并没有引起注意。
直到六朝时的齐梁时期，周颙、谢灵运、沈约等才发现四声，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与佛教在六朝的大量传入密切相关。
根据史料记载，南朝时期，佛教在魏晋的基础上继续上升，在佛寺方面，数目有很大增加。
就建康一地计数，东晋时约有佛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时累增到七百所。
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的比例十分类似。
梁代郭祖深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
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
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属铸造形象，宋文帝时，萧摹之请限制用铜造像，可见当时因造佛像用铜很多。
此后，宋孝武帝造无量寿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银铜像尤其多，他曾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层高的大堂来保护石像。
其余王公贵族造像也不少。
在佞佛方面，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众僧送饭送水，也就是舍身为奴的意思。
至梁武帝舍身同泰寺，表示为众僧作奴……[24]在这种佛教兴盛的氛围下，翻译佛教经书，诵读佛教经典，也成为很平常的事情。
问题是印度的佛教如何在这个时候影响到汉语四声的发现呢?进而影响到诗文的骈体化和平仄化呢?这方面陈寅恪有重要的论证。
他在1934年发表的《四声三问》一文中首先提问:
中国何以成立一四声之说?即何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五声，或七声，抑或其他数之声乎?答曰: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
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
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
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
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
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t者是也。
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zudatta。
佛家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
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故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
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
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
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三声。
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
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
……[25]
陈寅恪所说的当日佛经的“转读”
，即用古代印度的语言梵文来读佛教经典，“围陀声明论”
明确地把声音分别为三调，与汉语平上去相似，这就影响到当时的文士用这种“转读”
来分析汉语的声调。
这种“转读”
在当时是否发生，也有不同意见，[26]但根据陈寅恪文章中那么多高僧所列的“转读”
的事实，应该是大体可信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天竺经声流行中国，上起魏晋，下迄隋唐，在这六七百年时间，都有通晓天竺经声的人，为什么恰恰在南齐永明年间，由周颙、沈约等发现汉语四声呢?对此问题，陈寅恪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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