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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
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
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
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
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
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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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所论以事实为依据,是可信的。
这就说明了,古代汉语四声的发现与当时输入中国的佛教经典的转读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当时上层贵族对佛教文化的深入提倡有关。
中国古代原用宫商角徵羽标声调,这是用乐谱标声调。
到南齐永明年间,才开始发现四声,用平上去入来标声调,这根源于佛学经典的转读,用陈寅恪的话说:是“中体西用”
,与当时中印的文化交流相关,特别是与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诵读相关。
也有另一种解释,这就是朱光潜认为当时梵文的输入对中国学者的启发,他说:
梵音的输入,是促进中国学者研究字音的最大的原动力。
中国人从知道梵文起,才第一次与拼音文字见面,才意识到一个字音原来是由声母(子音)和韵母(母音)拼合成的。
这就产生合两音为一音的反切。
梵音的研究给中国研究字音学者一个重大的刺激和一个系统的方法。
从梵音输入起,中国学者才意识到子母复合的原则,才大规模地研究声音上种种问题。
按反切,一字有两重功用,一是指示同韵(同母音收音),一是指示同调质(同为平声或其他声)。
例如“公,古红反”
,“古”
与“公”
同在“见”
纽,同用一个字音,“红”
与“公”
不仅以同样的母音收声,而且这个母音上必属平声。
四声的分别是中国字音所本有的,意识到这种分别而且加以条分缕析,大概起于反切;应用这种分别于诗的技巧则始于晋宋而极盛于齐永明时代。
当时因梵音输入的影响,研究音韵的风气盛行,永明诗人的音律运动就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酝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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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此论从中国字的特点和梵音输入的影响的角度,也说得合情合理,应受到重视。
然而,不论是陈寅恪“转读”
说,还是朱光潜的“反切”
说,都可以归入到外来佛教文化影响的题目下。
最后,四声发现后,作为文学修辞迅速推广,与六朝时期文士追求文学形式的美化又密切相关。
魏晋六朝强调“文以气为主”
,主张“诗赋欲丽”
,骈体文流行,所谓“文学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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