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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20世纪所出现的一系列的文学理论批评形态，其背后都是暗示一种呼吁、一种文化、一种政治。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20世纪初，以语言分析的面貌出现，似乎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它的提出者和推崇者，是要在当时俄国上空飘扬什么样的颜色，与政治当局者吵架。
英美新批评似乎是在文本的隐喻、悖论等词语上做文章，实际上背后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有学者指出“特别在美国，新批评的普及对文学研究的平民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二战结束后大批复员军人面临再学习和再就业的压力。
而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又没有受到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他们无法分享学院派掌握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
他们在学术领域的立身之本只能是文学作品本身。
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他们获得了一种非传统的、非学究式的接近文学的方法。
另一种对新批评的意识形态性的分析认为，新批评对结构与形式等文本秩序的追求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渴望以及对工业社会人异化的批判……”
中国的文化诗学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被提出来，是因为社会在发展中许多地方失去平衡，它的出现是对于社会发展平衡的一种呼吁。
它是一个文学理论话语，但这个话语折射出社会的时代要求。
我们似乎也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文化诗学提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
小结:我认为，只要我们认清了文化诗学这个学科研究路径，就不要过多地提它，总是去论证它。
我们爱护文化诗学最好的途径是在我们研究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按照这条路去走，最终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它的有效性和时代精神。
不要总是在下定义作说明。
“文化诗学:一、二、一，一、二、一，……”
让我们操练起来吧!
不论人们怎么说，如果我们的研究和批评按照“文化诗学”
这条路去实践，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学术前途将一片光明。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0页。
[3]罗钢:《眼睛的符号学取向——王国维“境界说”
探源之一》，《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第81~82页。
[4]萨特:《萨特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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