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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从刘再复与金圣叹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忽视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仅从单一的道德伦理的政治性角度去解读文本，进行文化批判，是不可能从中体验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
的美学意涵及其审美快感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单一的政治性的视角取代了“审美标准”
，而非以一种“美学的”
眼光，从文学的审美规律出发去分析作品，从中体验文学蕴含的审美价值。
对于刘先生《双典批判》中的“批评偏执”
，恩格斯早有批评:“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9]“美学的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
[10]所指出的一样，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关键在于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感染力量。
而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则源自于人们特有的“裁判”
——“诗意的裁判”
，即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
进行文学的审美评价，而非道德的、政治的、非审美属性的评判标准。
其原因在于:文学所表现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生活本身，而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是作家情感的物化与加工。
也正是这种艺术剪裁与加工后形成的情感世界，才铸就了文学经久永恒的魅力与价值。
苏珊·朗格在分析长篇小说时也曾批评说:
但是它是小说，是诗，它的意义在于详细描绘的情感而不在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理论。
正像D.戴克斯教授所说，它的目的简直就是全部文学的目标，就是完成全部艺术的职能。
……今天的多数文学批评家，往往把当代小说当作纪实，而不是当作要取得某种诗的目标的虚构作品来加以赞扬或指责。
[11]
应该承认，“文学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活动，其本质是审美”
[12]。
因此，如果我们忽视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文学本体的艺术魅力，忽视了作品本身无法替代的独特的美学韵味，而一味地从后现代的政治性视角切入加以社会性的批判，就必然在审美的流失与取代中破坏或肢解文学艺术的文化品位及其诗意内涵，造成“文学经典”
解读的庸俗化、浅薄化。
可见，如果放弃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
这一特质，而采取某种单一学科性质的批评视角，就有可能导致对“经典”
诠释的偏颇。
据于此，文化诗学的理论建设，才要坚持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破除单一学科性质的研究视角。
只有将理论的基点率先牢牢建立在“审美文化”
的土壤上，再对文学加以整体性研究，“文化诗学”
才可能摆脱当下理论的困局，肩负起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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