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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群众欢会”
（ival）等思想，运用于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研究中。
西方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原因之一就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强调文本内部研究的反抗，而这一模式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俄国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就已宣告完成。
而对中国而言，巴赫金的影子更是处处可见。
除了巴赫金关于“复调”
“狂欢化”
等理论的影响外，他所倡导的那种多元、对话、互动、整体的文化诗学观，对我国文化诗学话语的建构也形成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思想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大家在读书中慢慢地去体会。
他的学术思想，包括从俄罗斯到西方、到中国，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识、被阐释的过程。
他的第一批阐释者是法国解构主义者，他们发现了巴赫金能支持自己学说的观点，于是将它们介绍到西方。
巴赫金的思想一经传至西方，由于其理论的研究旨向具有很好的契合度，很快便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
因巴赫金研究文学的视角极具独特性，他的理论广泛地被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学者所采用。
总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
理论、“狂欢化诗学”
思想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辩证互动的、整体性的、多元对话的方法论模式，更为我们研究“文化诗学”
树立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而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
小结:通过对中国古代诗学中“兴”
与“意境”
以及巴赫金“狂欢化”
与“复调”
思维的考察，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化诗学”
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外先贤文学探索中的经典实践。
其实，无论在中国传统诗学模式还是巴赫金的理论分析实践中，都自觉地践行了这种西方学人称之为“文化诗学”
的研究路径。
巴赫金强调“对话”
整体性研究的综合式思维不仅与当下倡导的“文化诗学”
观念想通，而且对后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构成了直接的理论影响，更为格林布拉特等学人所吸纳。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拉伯雷小说的实践阐释中所提炼出的这种“复调”
理论与“狂欢化”
思维模式，为我们在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中践行“文化诗学”
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典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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