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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层面去看，“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容方面，又有形式方面。
其中最有理论价值的是他论及狂欢化对作家艺术思维形式的影响和狂欢化对文学体裁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小说体裁固有的未完成性、易变性、反规范性、多样性和杂语性，都同民间狂欢文化所体现的对话精神和更新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从理论蕴含来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特别是注重在民间文化背景上来理解文学和研究文学”
。
[29]
刘庆璋教授也指出，巴赫金独创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这两个基本的理论概念……他更从艺术思维这个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的‘复调艺术思维’的问题”
。
巴赫金“从狂欢节及西方古代一切类型的民间节庆、仪式和游艺形式中，概括出一种观察世界的特殊角度，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他称之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并探讨和阐明狂欢化思维和文学的艺术思维，特别是复调艺术思维的关系。
这样，他就不仅建构了独创的小说理论，而且在艺术思维和观察世界、体验人生的哲理方法方面也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见解。
巴赫金的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结合从而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
[30]
简而言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观给我们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巴赫金提倡一种多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
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巴赫金首先就指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
[31]。
其二，在研究立场上，巴赫金主张“对话”
，提倡自我的“外位性”
研究。
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巴赫金指出“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
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
[32]其三，在研究对象上，巴赫金注意到官方严肃文化与滑稽文化之间的对立，他尤其重视民间底层的“狂欢化”
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法国结构主义大师托多罗夫就曾指出“巴赫金的研究正好填补了一项空白”
，因为他揭示了“异端的民众传统广泛地受到歧视”
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巴赫金而言，他的“文化诗学”
观的形成，又有其产生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文化根源，与俄罗斯民族自身深厚的诗学传统紧密相关，在此不再展开。
但是，需要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思想，不仅在时间上要早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
学派，而且还对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当然包括文化诗学的建构）形成重大影响，更被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所借鉴和吸收。
对“新历史主义”
而言，就单拿其“主帅”
格林布拉特来说，他就撷取了巴赫金关于“独白话语”
“对话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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