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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吴子林老师与周娆同学负责第一卷《文学审美特征论集》和第八卷《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陈太胜老师与王子健同学负责第二卷《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和第三卷《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姚爱斌老师与胡一飞、王文文同学负责第四卷《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和第七卷《〈文心雕龙〉三十说》，赵勇老师与段萌婕、熊超同学负责第五卷《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和第六卷《文学创作问题六章》，陈雪虎老师与郑浩洁同学负责第九卷《现代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系统》和第十卷《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最后的任务。
还要感谢关心童老师文集出版一事的亲朋好友和学界同仁，感谢参与《童庆炳文集》相关事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特别要感谢童老师的最后几届弟子。
他们的名字及其工作我在前面已一一提及，兹不赘述。
走笔至此，我也想在这里指出困扰童老师也困扰帮他整理书稿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复。
童老师曾经跟我讲过，编辑文集时他才发现，书稿中有许多东西是重复的。
所谓重复，既指一篇文章与某本书中部分内容的重复（即文章内容进入了某本书的某一个章节中），也指不同著作和不同文章之间一些论述上的重复。
而据杨宁宁讲，当文集的编排告一段落时，实际上后来几位弟子的主要任务便是查重——发现重复之处告诉童老师，让他亲自处理或他们试着帮他处理。
尽管重复问题在童老师生前已有所解决，但责编们后来依然发现不少。
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凡文集中单篇文章与某本著作的部分内容整体重复，一律删除单篇文章;而如果是著作与著作之间、著作与文章之间的部分论述存在着重复，则不再改动，意在保持文气的贯通和著作文章的完整性。
重复问题让编辑们头疼，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我是这样理解重复问题的:一、学者著书立说之时，往往便有阶段性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先期面世，而成书时把这些论文改造成书中章节，这应该是学界通行做法。
此种情况没必要深究。
二、当不同的著作文章论述到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问题时，其语境交待、举例引证等或许就会有重复之处。
这固然算不上尽善尽美，却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最稳妥的做法是另起炉灶，让它们以不同的文字行世。
三、重复现象增多，在我看来又是数码写作时代的一个特点。
当年笔耕墨种的时候，我们是不大可能把自己以前写的文字掐胳膊去腿，“拖”
进新写的文章中的，但自从有了电脑之后，复制、粘贴等既让写作方便了许多，却也往往会让人生出不少惰性。
童老师得风气之先，是国内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学者之一，这样，他在享受着电脑写作便利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了这种写作的某些“病毒”
。
我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为童老师避讳。
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
而指出这一点，既是对童老师的尊重（其实，他生前对此问题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是对《童庆炳文集》诸读者的一个交待，还是对后来者的一个提醒:如果您此前不大注意，那么等您晚年编文集时，困扰童老师的那些问题很可能也会让您苦恼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童老师并未来得及专门为这套文集写序。
但事实上，早在1993年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书须有序。
当其时也，台湾一家出版公司约他出书，书稿交上后责编又催其写序，说书有序言才符合出版规范，才能使一本书圆满。
于是童老师引台湾作家柏杨的话——“一本书没有序，好像一个人没鼻子。
夫‘序’者纲要也，读者老爷看了序，对全书的来龙去脉，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以此佐证序言的重要性（参见《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基于此，我们觉得找他一篇文章使其成为该文集“纲要”
，是顺理成章的。
而童老师在编完《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后，随即写出了《我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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