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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圈内一位正值盛年的学人身患绝症，当他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出版自己的文集。
我也刚刚参加了“庆祝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
，聂先生的夫人邓魁英老师在会上披露，当十二卷《聂石樵文集》的样书送来后，聂老一晚上不断摩挲，连说真好真好。
这幅画面令人动容，也许它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一套文集在学者心目中的份量。
当然，我更清楚，童老师的文集也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他跟我说过:“等过八十岁生日时，这套文集也面世了，那么我要为来宾、为学生每人准备一套书，送给他们。
但十卷本文集又太沉了，不好带走。
所以我会让他们留下地址，然后让小郭，让学生帮忙，挨个儿给他们寄回去。”
这番话是在今年4月的某一天说的，那时候他并未想到他会先走一步，永远失去“摩挲”
这套文集的机会。
每念及此，我就觉得造化弄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套文集的顺序，每卷的书名和其中的内容都是童老师生前亲自敲定的，而整体框架也大体上遵循了他在2012年形成的编辑思路:始于审美诗学，终于文化诗学。
与他那时的构想相比，文集只是少了两卷文学创作，那应该是出版社与他商量的结果。
据我粗略了解，这十卷本文集或许还不够全面，但基本上已把童老师学术方面的著作文章搜罗殆尽了。
如何全面评说这皇皇巨著，显然是一个大工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也并非笔者学力所能胜任。
不过，据我先前阅读的点滴体会，我似乎可以重复一下我曾经形成过的一个看法:“在我的心目中，童老师是一个真正懂得文学、并能吃透文学诸多奥秘的人，于是文学在他那里便能敞开、显豁、透亮。
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把来自自己阅读、创作、生活感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又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去印证自己的经验，最终提炼出某种文学规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童庆炳先生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基于我的这一理解，我觉得在这十卷著作中，无论童老师是说中道西，还是谈古论今，都可以看作一个深谙文学之理、审美之道的温厚长者在与您围炉夜话，侃侃而谈。
在他的娓娓道来中，在他掰开来揉碎式的讲解中，理论不再显得僵硬了，不再让人头疼发怵避之唯恐不及了，而是有了血肉，有了灵魂，有了温度，有了丰采。
如果去掉那些大而无当的溢美之词让我说句实在话，我更愿意与读者朋友分享我的这一感受。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出版社的领导，正是因为他们的重视和推动，才使这套文集有了面世的机会。
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主编谭徐锋先生告诉我，因为学校和出版社要为资深教授出文集，他曾奉命与童老师商谈此事。
那是2013年10月22日上午，童老师把他约到家中，谈正事也谈天说地，总之是相谈甚欢。
谭主编说:童老师当时讲启功，说汪曾祺，还把他自己写就的未刊发过的小说打印稿拿出来，与他一起赏析。
“老爷子的平易近人，让我倍感意外，或许是由于我对民国以来的学林掌故略知一二，所以还能对上一些话题。
当时说了很久，结束后他还专门把我送出来，很是热情。”
2014年，谭主编又就文集之事与童老师交流过四五次，而最后一次见面则是2015年4月。
可以说，在具体运作这套文集的过程中，谭徐锋先生各方面都考虑得细致周到，为童老师提供了一次愉快的合作机会。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位责任编辑，他（她）们为这套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劳动。
据策划编辑曾忆梦讲，这套文集每一卷都有一位责编，而她则负责整套书的组织协调工作。
当文集经过二校依然存在着编辑无法解决的一些专业问题时，曾忆梦和童老师的儿子童小溪先生与我商量，希望文艺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加入进来，群策群力，完善文稿。
于是在中秋节那天上午，曾忆梦、童小溪、《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陈太胜、陈雪虎、姚爱斌和我）及文艺学专业的几位硕士生，一起在北师大出版社的二层会议室开会，商谈如何处理每一卷发现的问题，并进一步分工，由老师带着学生通读二校稿，订正错误，再由每位老师分别写出所经手的那两卷的“本卷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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