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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不是相互简单的比附。
第三，自洽原则。
对话的目的是把古今中外的真理性的成分交融在一起，这种交融不是机械相加，要能自圆其说，而且在对话中寻找新质，创造出属于中国现代的文论形态来。
我和黄药眠先生主编了《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一书，1991年出版，内容包括中西文论的背景比较、范畴比较和影响研究，至今仍是国内最完整的一部比较诗学的著作。
我于90年代发表在《文史知识》杂志上的两组文章，或是以西释中，或是以中释西，受到读者的欢迎，尔后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台湾的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也出版了这部题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的书。
2000年，我完成了国家“九五”
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
，成果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完成了“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
书稿，此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我自1994年起给博士生上的“《文心雕龙》研究”
的课程讲稿，即将汇集成《〈文心雕龙〉三十说》一书出版。
我的“比较诗学”
的研究得到国内研究古文论的朋友的鼓励，我的研讨《文心雕龙》论文的观点，被收入张少康等人编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中。
已故资深古代文论研究专家陈良运在评价我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时，认为这部书是“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
。
他说:“值得我们这些长期研究古代文论的学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将现代心理科学知识引进了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从人的心理层次观照、诠释某些观念范畴的生成、扩散、延伸与发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
他特别称赞我把李贽的“童心”
说与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
说的比较研究，说“听到他以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说诠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感到十分新鲜且心胸豁然开朗，一缕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新曙光，启开了笔者原来比较狭窄的视界”
。
对于我对孔子的“乐而不**，哀而不伤”
的新解，对刘勰的“蓄愤”
“郁陶”
说的新解等，也赞赏有加。
我觉得我找到了知音。
自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一书被翻译过来之后，文论界对他提出的所谓“内部研究”
和“外部研究”
的划分趋之若鹜。
90年代“文化研究”
被引入后，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
又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话题。
“文学理论往何处去”
又成为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提出了把“内部研究”
与“外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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