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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出了三种床为例:“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
柏拉图认为唯有第一种床，即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
才是真实体，才具有真理性，而画家笔下的床是模仿的模仿，“和真理隔着三层”
。
“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们有两点类似画家:第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价值;第二点是他逢迎人性的低劣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所以他决定“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
[1]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论最初的价值根据，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式”
，是“神”
，而不是素朴的人、人的情感与自然的契合。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不同意他的老师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起来为诗人辩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诗辩护”
。
亚里士多德为诗辩护的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认为诗人模仿现实，“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他认为诗歌能够“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
，诗人拥有真理。
[2]但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模仿的现实还有“最后之因”
或“最先的动因”
。
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为诗做了辩护，可诗的价值根据并未完全站立在确定的大地上面。
“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
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
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
[3]西方文学和文论在中世纪沦为神权的“婢女”
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西方文论史上第二次“为诗辩护”
第二次“为诗辩护”
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
这是在神权的面前为诗辩护。
“文艺复兴”
这个译词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以为是文艺得到了解放。
实际上“文艺复兴”
在西文中正确的解释是“古典学术的再生”
。
文艺复兴在精神方面的表现，主要是恢复古希腊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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