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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时，中世纪残留下来的教会的力量还很大，神学仍然压制着文学艺术。
针对着教会对文艺的摧残，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学者起来“为诗辩护”
。
在意大利，但丁（1265—1321年）最早起来为诗辩护。
我们要知道，但丁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元代中期，当时的中国文学已经跨越了汉赋、六朝诗歌、骈体文、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唐宋传奇、元曲等辉煌的金色时期，产生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苏轼、李清照、柳永、陆游等一大批伟大不朽的诗人和作家，而古老的诗篇早于汉代就被尊称为《诗经》，但生活在西方的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初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
的但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励下，才开始羞答答地为诗辩护。
但丁提出文学的“寓言”
说，“从宗教的观点为诗辩护”
。
其后，还有薄伽丘、帕屈拉克等在重复了但丁的“寓言”
说的同时，提出文学的虚构不是说谎，“真理埋藏在虚构这幅帐面纱后面”
“诗和神学可以说是一回事”
“神学实在就是诗，关于上帝的诗。”
[5]还是怕神权，不得不如此为诗辩护。
比但丁稍晚200年左右的英国文学家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年）针对当时仍然有人认为诗人、演员和剧作家欺骗公众、败坏道德，才写出了第一篇以《为诗辩护》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说: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
[6]，这才给出了一个像样的理由。
三、西方文论史上第三次“为诗辩护”
第三次为诗辩护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这是在科学的面前为诗辩护。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工厂遍地林立，烟囱冒着黑烟，童工超时打工，城市挤压乡村，田园逐渐丧失。
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
科学主义甚嚣尘上。
似乎只有科学才发现真理，文学艺术与真理根本不相匹配。
科学不但发现真理，而且有用，有用的才是可以存在的，文学艺术受到科学的挤压而再次经历危机。
很少人重视现代的工业给环境带来污染，并使人性变得残缺。
这个时候产生了英国浪漫派，出现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年）和柯勒律治（1772—1834年）等，他们出来为诗辩护。
他们对工业革命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呼唤回归自然。
“大自然啊!大自然!”
这是华兹华斯的口号。
他的著作《〈抒情歌谣集〉序言》以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许多的原因，从前是没有的，现在则联合在一起，把人们的分辨能力弄得迟钝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蜕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
这些原因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发生的国家事件，以及城市里人口的增加。”
[7]所谓“国家事件”
，所谓“人口的增加”
，就是当时现代工业的崛起，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灾难。
他呼唤失去的田园生活，他说:“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些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
[8]华兹华斯为了反驳那些只有科学才发现真理，诗歌不能发现真理的说法，他强调:“我记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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