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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加否定，实可谓前后矛盾，毫无统一的批评“标准”
或“原则”
可言。
对待同一部文学经典，刘再复之所以得出与金圣叹截然对立的观点，其症结就在于他们“裁判”
文学的视角或价值标准在“文学性”
与“政治性”
的逻辑起点上发生了分离。
金圣叹在评点“血溅鸳鸯楼”
时曾明确地指出:“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
[7]非常明显，金圣叹的评点紧扣文学文本，在作品言语的细读品味中，体验人物的形象、动作、心理乃至于文本的表现技法。
其意在于“文”
，而非“文本”
之外的政治伦理的道德谴责。
强调“因文生事”
，也即重视从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叙事结构等文学内部审美规律出发去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典型，从而揭示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其艺术价值。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曾言明:
《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
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8]
在此，金圣叹“独略其形迹，伸其神理”
也正是注重一种文学的“审美阅读”
，而非对“绿林”
好汉们“劫杀”
“丧心”
的政治伦理的社会学批判。
《水浒传》如此，《三国演义》亦然。
如果我们总如刘再复一样，搁置“审美”
的眼光，而从单一的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解构文本，那么且不说貂蝉、孙夫人（孙权妹妹）等人物形象仅是一个个“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
，即便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人物典型也仅是一批好用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的“伪君子”
了。
如此丰满多姿、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人物典型，一旦被纳入刘再复“悬隔审美形式”
的政治视野的“文化批判”
中，便个个成了同一模式中机械复制的充满“匪气”
“暴力”
的“无法无天”
的一串“政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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