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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末记陆世仪从祀文庙，时间也不准确。
传称：“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
其实，陆氏从祀，事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饬下礼部议复，从祀获准已是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
又如同卷《颜元传》，称“明末，父戍辽东，殁于关外”
。
“戍”
字不实。
据考，颜元父至辽东，系明崇祯十一年为入关清军所挟，非为明廷戍边。
一字之讹，足见撰传者之立足点所在。
戴震为乾隆间大儒，影响一时学风甚巨。
在《清史稿·儒林传》中，戴氏本传举足轻重，不可轻率下笔。
然而此传则疏于考核，于重要学行似是而非。
传称“年二十八补诸生”
，不确。
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均作乾隆十六年（1751年）补诸生，时年29。
此其一。
其二，传称“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
，亦不确。
惠栋、戴震相识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岁，确为忘年之交。
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终身未曾与戴震谋面，“忘年友”
云云，无从谈起。
疑系张冠李戴，将沈大成误作沈彤。
其三，紧接“忘年友”
后，传文云“以避仇入都”
。
倘依此行文顺序，则先有与惠、沈订交，随后传主才避仇北上。
其实大谬不然。
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扬州结识惠栋、沈大成。
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沈学子文集序》，说得非常清楚。
他如对吕留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视而不见，拒不入传，则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的历史观使然。
有鉴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爬梳史料，结撰信史，已是今日学人须认真去做的一桩事情。
发掘《清儒学案》的文献价值
清代史料，浩若烟海，一代学术文献足称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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