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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史学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博学鸿儒”
科录取人员悉数入馆预修《明史》。
对于本朝史事，则有《三朝实录》、《太祖、太宗圣训》、《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诸书的纂修。
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更扩及诗文、音韵、性理、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及名物汇编等。
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官修图书，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律历渊源》、《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朱子全书》等，若雨后春笋，纷然涌出。
清廷终于以图书编纂的丰硕成果，迎来了足以比美唐代的贞观、宋代的太平兴国、明代的仁宣之治的繁荣时期。
第六，由尊孔到尊朱。
推尊孔子，作为崇儒的象征，历代皆然。
如果说圣祖亲政之初在太学释奠孔子，尚属不自觉地虚应故事，那么康熙二十三年以后，他的尊孔，便是一种崇尚儒术的有力表示。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我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外在表现形式各异的时代特征。
自北宋以后，儒学进入理学时代，因而元、明诸朝，尊孔崇儒与表彰理学，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明清更迭，社会动**。
这一客观现实反映于意识形态领域，理学营垒分化，朱熹、王守仁学术之争愈演愈烈。
清初统治者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
顺治一朝，国内战争频繁，无暇顾及这一抉择。
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台湾回归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
从形式上看，科举取士制度固然可以作为争取知识界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
然而，要形成并维持整个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向心力，实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仅仅依靠这样的手段又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对清初封建统治者来说，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
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以“御纂”
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
五十一年正月，圣祖明确指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
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12]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至此，清廷以对朱熹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
的文化格局。
[1]《清世祖实录》卷130“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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