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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又为争取知识界的广泛合作以巩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胜利在即的情况下，清圣祖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抉择，对知识界大开仕进之门。
康熙十七年一月，他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
……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
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
在发出这一通议论之后，圣祖接着责成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8]
命令既下，列名荐牍者或为“旷世盛典”
歆动而出，或为地方大吏驱迫就道，历时一年，陆续云集京城。
十八年三月初一，清廷以《璿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为题，集应荐143人[9]于体仁阁考试。
榜发，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
后来，上述50人虽在官场角逐中各有沉浮，其佼佼者最终亦多遭倾轧而去职，但是“博学鸿儒”
科的举行，其意义则远远超出50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
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尔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第五，图书的访求与编纂。
“书籍关系文教”
。
[10]在封建社会，衡量一个王朝文教的盛衰，大致有两个可供据以评定的标准：其一是得人的多寡，人才的质量；其二则是作为学术文化直接成果的图书编纂与收藏。
顺治一朝，文化虽未能大昌，但世祖雅意右文，图书的编纂和访求早已引起重视。
定鼎伊始，清廷即沿历代为前朝修史成例，于顺治二年三月始议编纂《明史》；五月，设置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数十员。
世祖亲政后，以御撰名义，于顺治十二年九月，将《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颁发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各一部。
翌年正月，又令儒臣编纂《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
八月，《内则衍义》撰成。
十二月，再敕修《易经通注》。
十四年三月，责成各省学臣购求遗书。
当时，由于世祖的博览群书，内院诸儒臣已有“翻译不给”
[11]之叹。
后来，虽因世祖的遽然夭折，《明史》、《孝经衍义》诸书皆未完篇，但筚路蓝缕，风气已开。
圣祖继起，发扬光大，经初政20余年的努力，遂奠定了日后图书编纂繁荣兴旺的深厚根基。
其间，于经学则有《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的先后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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